——七论文学革命

这一篇文章，主要针对中国，但也面向世界。就是论述在商业经济已成定局的时代大势下，如何充分保有商业经济的合理性，但不被它控制，使得人类依然能够按照内在本质发展，那些曾经养育我们的，人类传统中一直具有的崇高理想，仍然得以保留，并且发扬光大，以此我们，以及我们之后的一代又一代，都拥有光明的未来。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纯商业社会已经伤害了我们，人类的崇高理想，它的火苗，渐渐在熄灭。

为何形成商业主宰社会的局面呢？前面已有透彻分析。

商业，在人类历史中很早就有了，然而它成为社会的主宰，人类的生活都被它控制，却是发生在最近几百年。西方民族由于发育时间晚，并且自他们结束原始状态，进入文明社会后，就一直分裂，互相制约，使得原始民主得以保留下来，并且在发展中深化，终于成为严格体制。这样一种文明，最初就孕育着商业发达的种子。因为民主，社会对人的约束少，因此人是自由的，但也因此，人与人是互相分离的，社会，在深层次上来说并不足为人驰骋的舞台。在这样一种社会状态下，普通人对自由的理解，就是可以不断追逐财富，以便本能之需得以满足。社会，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处于上层的中心导引人们，吸引人们，人们就只能如此做。追逐财富，本来出于生存本能，理所应当，然而拥有了财富之后，还是只能追逐财富，这就是西方特有的文明体制对人的天然局限了。不愿仅在本能层次上下注的更为卓越的人们呢？则把目光转向了外部世界和自然，从而导致对外冒险的频繁发生和在科学上的不断推进。当然，他们也有发达的文学艺术，也对政治充满热情（但此两者都达不到传统中国那样的全民化，那样的深度痴迷，基本上成为信仰），但都不足影响社会的基本趋向，相反主要是合流，导致其文明特征的更加明显。如此久久积累下来，就导致工业革命的发生，然后商业主宰社会，之后，即使并不以追逐本能为满足的人们，也得适应此一世情，并尽可能主动，于是，更多的有着卓著才能的人们也把追逐财富当作人生理想了。

因为西方文明的外倾特征，以及它在物质和科学上的天然优势，导致世界跟着变化，中国，也是变化者之一，不断变化下来，中国，就走到了现在。

变化是深刻的，但也是逐渐的。最初，是出于对安全的忧虑，出于基本的民族自尊心，因此着眼于对方的实力，因而思索和行动的着眼点都在如何学习对方的技艺，对自身文明体系的道德和精神的优越性，是并不怀疑的。但学习之后，追索对方技艺发达的原因，以及技艺发达者的民族性格，就发现了更深层次的问题，这就注意到了文明体制上的差异。于是，对几千年文明体系的信心也发生了动摇，对深层次的文化的信心也发生了动摇，并最终导致文化和政治上的全盘革命。其结果，就是帝制被推翻，建立了以西式民主价值观为核心的中华民国，以及接着而来的五四文化革命的发生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变化仍然在继续，因为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对西方文明的若干重要方面是持否定态度的，这样一种来自西方内部的揭露更有说服力，追索其理论，就看到了西方文明确实存在严重不足。马克思主义是高度理想化的，它有一种内在的道德优越性，而尤其它所主张的消灭剥削，消灭压迫，各民族平等，各阶层平等的核心思想，最符合当时作为被压迫民族，而贫困阶层又占大多数的中国人民的心理需要，于是素有理想化传统，而又迫切需要解决现实问题的中国人民中的先进分子，就把它接受下来了，并以它为思想指导继续进行革命，直到新中国成立并开展了社会主义建设。之后，仍然在变化。虽然我们卓有成效地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科学、国防、经济上的重大成就，但都是在纵向上和自己的过去比较，横向比较发达的西方各国，就看到了我们和别人的巨大差距。就人民的一般生活水平和国家经济实力而言，差距就更为明显。显然，对于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刚刚获得新生的新型国家，机械地，理想化地执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思路，是毫不奇怪，近乎自然的事。然而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设想既有特殊的针对性，也有其时代局限性，并且也未尝经过实践的检验，于是，在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对比中，就看到我们的建设存在严重问题。这一时期，是以践行马克思主义的平等思想为核心理念，而建设，只是以这一核心理念为前提的附庸。既要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又要着眼于在充满对立的国际环境中的国家安全，而经济是国家雄踞于世界的重要保障，于是以发展经济为核心的改革开放发生了。改革开放越深入，对如何才能更快发展经济的理解就越深，逐渐的，发达的西方各国共同遵循的市场经济被我们选择，就此，中国完成了和世界经济体系的融合，当然，也是和世界潮流的融合。

就改革开放的初衷来讲，这一结果是顺理成章的，因为改革的核心目标就是把中国落后的经济搞上去，以尽可能快的速度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一当达到市场化，就不再是当初纯为经济目标设想的那样单纯，市场化有自身的规则，它可以反过来控制人，于是我们看到，人们的价值观，政治、经济、文化、文学各自的地位，都发生了变化，不可逆转地，我们步入了以西方文明为主流的现代世界的共同潮流。从而，中国不断演变的结果，最终达到了和西方文明的高度同一。我们只能如此做，别无选择，但同时，问题也要解决，而此时，西方文明扩张到了尽头，他们也得寻找精神的出路，就此，我们解决自身的精神出路，实际上也将揭开变革现代社会的序幕。

商业，不奇怪，而商业主宰社会，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却从未发生过，革命以来，也是头一回，而问题在于，它已不可逆转，我们只能在认可它的前提下来探寻实现人类理想局面的道路。那么，纯商业社会的弊端在哪里呢？知道了，我们才有克制的办法，它又有哪些合理性？正是这些合理性，使得解决问题不能走连根拔除的捷径。

毫无疑问，它的最大的合理性就在于它已经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存在，得从它之所以存在并且不断壮大的历史原因中去寻找。这在前面已作分析。它起源于西方，既出于人们的生存本能，也是西方特有的文明体制孕育的结果，在那里，它是普通人表达意志，实现意志的重要渠道，它的合理性，在于它出于人们不断追求奢华生活的愿望并且确实满足了，又寄托了许许多多人的生命激情，人们以它为依托，使生命得以不断扩张。在中国，固然一定程度出于被迫，但也出于主动，和世界经济潮流的合流，使得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大大的提高了，对比改革开放前的情形，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与此对应的还有中国国家经济实力的飞跃式增长，从国家战略来说，就深为必要。而随着市场化的深入，人们观念的变革，它成为生活方式，过去存在于西方民族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也随之转到了东方，当然，整个世界都一样，即人们既然注定生活于其中，将出于生存本能推动它，也将为着生命激情以之为战场。而当人们对现代物质生活形成依赖，以之为自然选择，人们，就更不可能放弃它。

但是，它的弊端也是明显的。这得从人的内在本质，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人的本质来谈，也得从它对人类生活环境的负面影响来谈。人生活于世间，他的快乐来自群体。即人作为孤立的个人虽然能够生存，但那只是作为物质的生命的存在，没有快乐可言，人的快乐的所有内容，都来自社会。如果这个社会从他面前消失，他将立即感到生命的意义几乎全部丧失。也就是说，人对快乐的感知来自自身，对快乐的需求来自自身，而快乐的内容则来自外部，这个外部，主要就是指由人组成的群体，即社会，外在自然，包括一切动物，风景，无限的宇宙，也都因为有社会存在，人能够拥有基本的生活内容，它们才对具体的个人有意义，如果群体社会消失了，这些非人的外在世界对人而言价值非常微弱。人和社会的关系如此紧密，就决定了人获得快乐的方式：通过群体肯定实现自身，实现从一般本能到最高本质的一切需求，爱情的获得是如此，荣名的获得是如此，追求生命的无限实现更是如此。一个人长得英俊或者美貌，他（她）的爱的机遇必然更多，然而如果他（她）声名狼藉又如何呢？众人的鄙视或厌恶必然加大欲接近者的阻力，况且欲接近者，自身心里未必没有厌憎。纯粹私密的爱情尚且如此，通过获得社会荣名得到快乐，更不用说更须以群体肯定为前提。正因为人的本质的实现深赖于群体，所以古往今来那么多的英雄豪杰，都勇于为国家为民族，为人类献身（当然不纯出于此因，保卫国家，保卫民族，就是保卫自己，保卫自己生活的环境）；相应地，人们传颂的也是这些人，他们，才真正实现了人的本质。理解到这一层，就可以看到商业的局限性，它要深刻实现人的本质，是非常难的，当然，一定程度的实现，低端的实现，是能够的，这是事实。何以如此呢？因为商业从本质来讲就必须以纯自利为前提，可以利他，利社会，但那是竞争的结果，也是必须利他才能自利的商业法则（只有利他，才有市场）决定的，而心理动机，很难出于为他人，为社会。正因为商业的纯自利性质，所以无论多么成功的商人，人们都只是羡慕他，但很难感恩、崇敬，因为与自己并没有多大关系，这与政治家、诗人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大有区别的，后两者，或者因为为民谋利，或者因为作为人民的代言人，都可能获得人民无限的崇敬。但是人们也能够理解商人，商人，仍然有特定的社会地位，何以如此呢？因为谋生是人的基本本能，任何人欲致富，只要不危及他人，危及社会，人们都是能够理解的。而人与人间，除了互相依存，还同时存在竞争，竞争，也出于人的本性，在这么多人的社会里，人人追求更高的生活，追求在竞争中脱颖而出，而少数人成功了，他们当然更有智慧，更有勇气，更有耐心，也更舍得力气，忍人所不能忍，这些，都是人类生存发展中理当为人尊崇的特质，作为成功者，他们当然在一般人心中有特殊的地位。而商业虽以自利为法则，商人则完全可能以从商为手段，其所谋得的利益，以之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国家人民，如此，商业也可以具有崇高的性质，此类商人，当然更应获得特殊的尊敬。这类人物，过去以实业救国为理念的实业家们就是，典型的比如卢作孚，这些人，是商人中境界最高者。商人理当拥有特殊的地位，也因为出于国家的需要，特别在当代尤其如此。具体一个商人可以是纯为己的，但国家要蓬勃发展，又需要激励人们的自利本能，当无限多的人为生存本能，为自利本能而不懈奋斗，用尽勇气和智慧，人民的生活富足了，而国家也赖之获得了强大实力。

尽管有这诸多合理性和必要性，商人也可以有特殊的社会地位，但商业无法深刻实现人的本质却是铁定的。但是社会已然如此，商业业已主宰社会，它是发源于西方，由历史累积的结果，人们也只能顺应。人们在商战中搏击，是通过这样一些理念安慰和激励自己的：人本来也是自利的，不管是崇高的还是一般的人，都逃不脱互相竞争，来自生命深处的声音告诉自己：绝不能在竞争中落于下风，不管为生存本能还是为地位，都要在社会提供的合理通道中作竞赛的胜出者。在实际的生命历程中，则是通过和有相同相近利益追求的人们的共同奋斗（生意合伙人，员工与老板之间，员工之间），体会活着的意义，体会人的“场”对心灵的安慰，即并不孤独，并没有因绝对自私而孤立，公司、工厂这个小团体利益与共，人生活在这里面，能够享受互相尊敬带来的快意。实际上，它类似于原始时代的一个个部落，部落内部有共同利益，部落之间则互相竞争。但也有很大区别：在团体之外还有广大的社会，这与部落就是全社会是了不相类的。而在整个社会呢，还是感到渺小，内心，常常有不平。而公司、工厂，对于多数人而言又是纯粹的职业纠合，广大的社会生活，并不在那里。欲在广大的社会有所作为吗，而身份，又只能在一个个小团队。所以，心理常常是分裂的。人，不得不通过降低目标，通过不断寻求感官刺激来平衡自己。这就是现代商业社会的实情，人，无法有一个和最深刻的本质贴合的高远目标，以之为信仰，度过充满激情的人生。人的心理常常是分散的。为了应对这种局面，常常是通过拼命工作，不作追问来忘却。曾经有学者批评传统中国不注重商业，导致在和西方竞争中失去了一次次机会。若单从和西方的对比着眼，不无道理，而站在当时国人的立场，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绝不可行。商业的被抑制，在传统中国具有必然性。传统中国是个什么情形呢？它是统一的，即天下就是它，它就是天下，整个群体合为一体。人们的本质是这样实现的：有一个皇帝，作为国家的象征，此由天定，不可与争，然而皇帝之下的各级官员，却是普天下的人们都可以争取的。皇帝代表整个群体，而各级官员又是皇帝的代表，代表他行使权力，如此，每个官员都可以以天下为己任；而由于官员是人人可以争取的，于是在心理上，人人都可以以天下为己任。儒家文化这样教导人们，朝庭这样教导人们，而人们，又是这样作的。由于以全天下为背景，人的心理不会分散，就可以以一个最高目标为信仰，深刻地实现人的本质。人的最深刻的本质就是他的群体性，即通过群体肯定获得从一般本能到最高本质（无限，当以全天下为对象，没有否定，就实现了无限）的人的所有追求，而全国共为一体，群体性本质当然能得到最深刻的实现。而要获得群体肯定，纯从私利出发怎么行呢？所以纯从商者，不特官方，一般人民也是看不起的，这就是为什么商人在传统中国地位低的原因。照说，读书做官也还是自利，但它和从商还是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它的出发点不是纯自利，是公私兼顾，通过为天下人谋利而自利，没有受害者，倒多受益人。当然，实际上未必如此，未必人人如此，但原理是如此，教育，也是以利天下为理念灌输的。当然，商业流行的受益人还是广大人民，但由于在动机上的纯自利，它的道德境界和官员不同，所以它难为人认同，尤其难为以读书人和仕人为代表的主流社会认同。假定那时完全开放商业又如何呢？那么，商人的唯利是图，以利为最高标准，而仁、义皆置之于下的行事作风，必然破坏当时以仁、义为基本信仰的整个社会风气，流行的结果，是国家这统一体分解为图利的一个个个体，一个个小团体，人们以天下为整体，高度实现自身的理想局面不再存在，整个社会秩序都会混乱。诗书也不再重要，人们会失去心灵的静谧。因为它是一个整体，而人们依赖着这整体，维护着整体的和谐，所以以仁、义为规范，纯为利者，自然被排斥。但是商业毕竟有利于社会，它可以互通有无，可以刺激社会发展，而为政者既以人民利益为重，又如何能漠视它呢？所以这里面是有一定矛盾的。各朝代的基本处置是，允许它的存在，但不允它破坏社会基本格局，所以从商的仍然不少，获利也多，但都没有什么社会地位，过着富足的生活，但仍然仰慕官员和读书人。然而人的基本生存始终是重要的，要讲社会风气，要讲人们有理想，但前提是人们要有基本的生存条件，否则，必然天下大乱，难有什么和谐。所以古代中国也是注重民生的，其特点便是特别重视种植，重视农业，为此皇帝都要年年作示范。但是农业和商业不同，它的对象是天地，是谷物，大力促进它，人受益，国家受益，但没有受害者。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大体上都是这么走过来的，有战乱，有分裂，但人们的心理理念没有变化，即文化始终是统一的，信仰始终是统一的，正因为如此，才积累了那么厚重的文化，那么厚重的文学、政治、军事、科学的成果。没有信念，心灵分散，什么也积累不下来，在生时应付时日，死后一切归于尘土。

这样回顾历史，回顾我们民族走过的道路，并非是要否定现代生活，而是揭示它的严重弊端，让我们的灵魂重归正途。西方也处于迷茫中。过去几百年的发展，即使商业主宰社会，但西方民族却也有特定的价值观支撑着，一方面，物质的发达是逐渐的，一个个发明，例如电灯、电话、飞机等，前所未有，甚至不曾想象，不断刺激人逐梦的激情，另一方面，也许更加重要，是那时的世界足够大，他们之外的世界，到处是比他们“落后”的民族，他们可以怀着无穷的信心去推销他们文明的成果，此时，商业的自利本质被忘记，被串在一个有“崇高”目的的道德链条上，象一台播撒机不断播撒他们文明的功勋。更加重要的是他们的核心价值观，借着商业扩张起来的实力可以向世界传播；当然，反过来借着宣谕民主价值观的国家目的，商业又可以名正言顺扩展它的版图。所以正如此前所说，当世界并未融合的时候，西方文明，包括它的商业，始终有驱驶的方向。但是在世界融合之后呢？种种“崇高”的目的，仿佛是实现了，但实现之后呢？也不过尔尔，仅仅是物质生活更丰富了，以人的本质来看，不过是物质的新花样更多，但人的本质本身，空间却更加局促。世界融合之后，西方文明本身，才最深刻地暴露出它的局限性，当然，在此之前，在西方文明的中心，人们缺乏目的，心灵分散，早就暴露出来。不过到今天，它成为世界性问题了。

纯商业社会不但对局中人有深刻制约，对于整个社会，对于整个人类，还有更广泛的影响。过去，有种种哲学派别，人们为人应当拥有怎样的价值，社会应成为怎样的社会而争论，现在，一切争论都失了效，一切哲学，从西方到东方，都显得多余，世界共性的尺子只有一把，财富。从《福布斯》杂志对财富的量化和宣扬，到民间的基本价值标准的转移，钱，完成了对社会和人类心灵领域的全面占领。这样一个结果对人类到底有什么样的危害呢？首先，在源头上，活水被切断了。人，按其本质本来是追求无限的，即理想主义本出于人的天然本质，然而已在的社会仅仅以钱为最高标准，却使初生的人们在从自然人到社会人转化的开头就遭遇了困惑，遭遇了扼制。当然，如果从人的基本生活着眼，情况也并不那么严重，即只要有富足的生活，结婚，生子，老去，人就能过完一生。但是对于许许多多并不以本能为满足的智慧较高的人，已在的社会对人的更高理想的无形然而却极为强大的压制，却足以让他们痛苦不已。或许，并没有痛苦，人们在强大的客观压力面前会自然适应，自然转变，但，这正是整个人类退化的开始。我们将不得不忍痛割断我们的历史，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在现实面前，灌输唐诗宋词，灌输列位先贤的凛然大义，都显得苍白，现实中已然没有理想主义，纯为己的金钱至上观弥漫着整个社会，连老师也不能逃避。但是我们的历史就是这样的历史，我们的文化就是这样的文化，拿掉了它，还有多少教育资源呢？即使完全没有历史，没有文化累积，教育又怎能完全与现实划等号？总得教导学子们有更崇高的目的，不然，连教育都完全被同化，岂不是要人类的理想更快地毁灭？重新回到人类最黑暗的岁月？所以，教育与现实的激烈对抗，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就算教育硬扛着，人终究会进入社会，而学校教育也逃不脱外在环境的包围，它又怎能凭一己之力来改变呢？与教育面临的困境相同，纯商业社会带来的心灵的荒芜，对文学、文化的打击也是沉重的，诗歌近乎灭亡了，小说还在挣扎之中，电影、电视好得多，但，其中文学、文化的内涵，越来越苍白，基本上，笑闹成为荧屏的主题。不要看电影电视不断生产着片子，但题材在枯竭，过往的历史，虚构的武侠，什么都拿出来拍了，纯商业社会仍在继续，人们的创造性越来越低，都拍烂了，往下又拿什么来糊弄人？当世界大势如此，谁也逃不脱，哪个领域也逃不脱，精神萎缩，成为这个时代人类共性的命运。

合理性和弊端都说过了，那么，如何能保持它的合理性，而又克制它的弊端呢？如何既继续保有并发展现代物质生活，而又拥有信仰的光明，让过去时代曾经照耀人类的理想主义的光辉持续照耀下去？

根本的办法，就在于进行政治变革，以及推动文学的复兴。

政治，在人的本质中究竟有多重要呢？从某种角度来说，人的群体性就是人的政治性。人是群体动物，人离不开社会，人的所有的快乐都须在群体中获取，然而如何获取呢？群体肯定是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途径，而政治，正是获得群体肯定的最主要的途径之一。人们从事科学，所得到的最高奖赏是人类能从中受益，人们从事艺术，所得到的最高奖赏是人类得到了欢欣，人们从事医学，所得到的最高奖赏是病患者的感激，所有人们追求的有价值的事业，除了谋生出于人的生存本能外，基本上都可归于人的群体性本质，即人们从事的事业有益于他人，有益于社会，从而获得群体肯定，借此人得以高度实现他自身。商业之发展，并未逃脱这一规律，除了生存恐惧导致人置身其中，人的群体性本质仍在发挥重要作用，不过主要不是通过为群体谋利（客观上会，但不是基本的心理动因），而是利用了人类对“胜利者”普遍敬重的本质。如非自己受伤害，社会受伤害，人类对竞争中的胜出者总是敬重的，这缘于人必须战胜重重困难方能得以存活，得以发展的天然本质。但是综合人类从事的有价值的事业，政治始终具有特殊的地位。科学面对的是自然，艺术面对的是心灵中的世界，医学面对具体的个人，商业则纯为个人目的，至多，不过他那个特殊团体，政治不同，它面对的不但是活生生的人，而且不是个别人，是整个群体或群体中的绝大部分，由此，通过它，人的群体性本质得到的是最直接的实现。由于政治面对的是整个群体，它又可以是最大的实现。不论科学、艺术、文学、商业，都须在一定的社会秩序中实现，而政治，正是社会秩序的规定者和掌管者，由此，政治又具有归总的性质，各个门类都须在它那里领取通行证。正因为这个原因，历朝历代人们为为帝为王争锋不已，为进仕途可以在科场上拼斗到须发斑白。政治，在人们心目中的尊贵地位是不容置疑的。

政治在人类心灵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也就决定了人的解放必然以政治权的全面获得为前提。所谓全面获得，并非人人都可以作官员或最高领导者，而是指机会的完全平等，在理论上，人人都有希望。政治服务的对象是国家，是人民，它的崇高而严肃的责任决定了它的承担者必须是群体中最有素养，最有责任心，最有道德品质的一批人；然而这样一批人是天生的吗？并非，它主要靠后天努力，由此，人人都有可能性，最终，是靠公平的竞争确定胜出者。然而仅仅机会的公平，就已经是人的解放，至于最终的不能都胜出，是由群体社会的天然矛盾决定的，人们，自然能够理解。仅仅是机会的公平，仅仅是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就可以令人们充满激情，不断努力，不断修炼，以达到参与管理社会，获得人的尊严、满足、快乐的目的。这样的全面解放，对于具体的个人来说是实现了他的本质，提升了他的境界，对于国家来说则是增加了更多的人才资源，而且竞争释放着人的潜力，使得国家的领导者、管理者更有素养，更有责任心，国家将由此更加生机蓬勃，群体将由此获得更大的利益，所以这样一种政治形式，实是个人和群体和谐共生的最重要的形式，人类的最终政治形式，也只能如此。

传统中国的许多时候，没能做到这样，然而自从科举出现以后，就已基本如此。皇权天授，不容竞争，此外的所有官员，大都是由科场公平竞争选拔的；少数为国立有特殊功勋的人不用科举，为国家重用，也天然在理。至于皇帝一人，由于是国家的象征，稳定的象征，秩序的象征，所以不容竞争。假如皇帝也竞争，怎么办？必然天下大乱，血流成河，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并不少。所以皇帝之不能竞争，并非不合理。西方的全民民主的政治形式，在公平性上，与科举是类似的，而由于它采用的是全民选举，与科举选拔后由朝庭择优任用还不同，在公平性上，似更加深刻，当然这样的民主形式，也有它的弊端，这，在以前的文章中已有分析。

由此可知，成熟的稳定的政治形式，并非今人才提出的创见，它早已伴随人类文明的成熟而在人类社会中通行。然而，自从东西方文明发生了碰撞，业已稳定的政治体制却发生了裂变，当然，主要是指中国，以及深受中国影响，以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为模本的东方国家；至于西方政治体制，由于西方是碰撞中的胜利者，并没有什么改变，如果说改变，那就是传统的民主体制更加成熟深刻。以后怎么变？难于预言，也许要看以中国为代表的传统东方文化不断发展繁荣后对它会有多大影响。

但是不管怎么说，由于西方入侵导致中国变革后，中国一直在变革中，政治未能建立稳定的形式，却是事实。

先是革命，必须集权统一意志，应付外来压力，后又是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巩固国本，都来不及或不容对政治体制作思考，作变革；然而，发展到今天，走到了十字路口，却必然如此了。

外在压力正在逐渐消失，如果说绝对消失，那是不可能的，只能说达到了平衡点，它不足以让我们再用特别的措施，而内在矛盾，却在上升，其中就包括商业主导社会带来的心灵的压抑和信仰的缺失。这样一个形势，必然促使我们进行政治变革，以便建立持久而公平的政治体制，解放人的本质，使得中国人民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再次或者更加或者持久闪现生命的光辉。

这样一种公平的政治形式如何建立呢？虽然和传统中国以及西方民主政治在本质上类似，即都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然而具体形式却必然有它的特殊性。这样的特殊性，既缘于中国已有的现实，必须和它接合，又缘于中国特有的民族心理，必然地具有文化的延续性，更缘于从人的内在本质和社会的本质出发所要求的达到人类更加深刻地解放的宏远目标。由这三者结合，来解决中国的政治变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