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荏苒，岁月如梭，当“物换星移，城是人非”，一切往事都成过眼云烟时，蓦然回首，“如不经意被风吹走的丝带，待要伸手去抓，却只是指尖轻轻地触了下丝带的末端，再也无法追回”。于是便有了这影影绰绰、或远或近的记忆。

 

（一）半导体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当一个叫刘兰芳的人以一部评书《岳飞传》将众人迷倒一片时，半导体收音机这东西便成了当时最紧俏的商品。

那时候，母亲带着我和俩个妹妹还住在农村，农村的生活总比城里要晚上一拍。

开始我们听《岳飞传》是通过村头电线杆上的有线广播。每到《广播书场》节目，村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会放下手中的活，围拢到大喇叭下聚精会神地听刘兰芳那铿锵有力声音。“胯下赤兔胭脂马，掌中丈八蛇矛枪”，孩子们边听边挺起胸，架起胳膊，仿佛自己就是那决胜疆场的民族英雄岳飞。若这时候有不识时务的孩子乱窜，准会招到大人们的喝斥。

但有一天，不知为什么村头的大喇叭突然不广播了，也不出声了，这让每时每刻都牵挂着民族英雄生死的乡亲们一下子有些无所适从。在那种情况下，一天两天不吃饭都行，但不听《岳飞传》可不行。村里面通过讨论，决定由当时的生产队长（那时还没包产到户，还是人民公社、生产队）向公社反映“大喇叭”的事。也许是没有得到答复，也许还受到了批评，总之，生产队长回来后一脸的沮丧，并反复强调不准再提“大喇叭”的事了。

“大喇叭”的事搁浅之后，村民们还不死心，纷纷献计献策，最后就想到了我在城里工作的父亲，看能不能弄一台收音机。那时我虽然才只有十来岁，但那一次确实是带着乡亲们的重托来找父亲的。由于我的郑重其事，父亲答应帮帮看，但不一定保证就能买到。在等待的时间里，村民们都很心焦，年青一点的干脆就跑到小集镇上有收音机的人家去听。时间过的真慢，一天就好似一年。在大约有半个多月的煎熬之后，一台红灯牌的砖头块一样的半导体收音机终于还是被父亲通过各种关系弄到了手。收音机送回来的那天，我们村子里像过节一样热闹。那一刻爸爸成了我，也成了村民们心目中的英雄。当久违的声音又回来时，大人孩子个个脸上又洋溢着春天般的笑容。

对收音机保管问题，生产队长明确指出，由我负责，但反复强调不准弄坏。所以每天一到评书节目时，我都会恭恭敬敬地把它搬出来，接天神似的将它放在门前一个稍高一点的桌子上，大伙合桌而围，或站或坐或蹲，石堆上、墙角边都是人，调皮一点的孩子会爬上树，骑在树丫上，一边啃着生芋头，一边荡悠着腿，还不时地探下头向收音机望望。现场虽然人很多，但绝对的安静。听完后我又会认认真真地将收音机擦干净，用母亲的围巾包好收起来。我的责任心也许就是那个时候培养起来的吧。

那时的收音机用的是一号的干电池，火车头牌的，为了听评书，弄的电池也很紧张。不过乡亲们外出时，只要有机会都会捎几节回来，所以收音机的电池问题我从来不发愁。这台收音机我们一直用了很多年。

当刘兰芳播出评书《杨家将》时，收音机已不再是紧俏商品，村里的许多人家也陆陆续续地买了一台甚至两台。我们家也添置了一台合肥无线电厂生产的黄山牌的收音机，收音机的造型大小都像个小板凳。与红灯牌的收音机相比，这台功率大声音宏亮，而且收的台也多，除了听评书外，还能听听其它节目，但“台湾广播”和“美国之音”是不许听的。从收音机里人们知道了一些以前不知道的事。即便如此，每到《广播书场》时间，路上、田间、地头仍很少有行人，用“万人空巷”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

一名艺人刘兰芳，说活了《岳飞传》、《杨家将》，牵动了数以万计民众的心，带动了无数个收音机厂、电池厂的发展。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时代烙印吧。

 

（二）小蛮戏

70年代、80年代，在我们淮河两岸民间流传着一些“庐剧”、“泗州戏（也叫泗剧推子）”等古装戏，因为唱腔有些蛮故人们俗称小蛮戏。小蛮戏的特点是妆较浓，衣着鲜艳，腔调拖音悠长。

那时的农村，每到过年过节或重大喜庆的日子，都会请上一个戏班子唱上几天。请戏班子的费用很是灵活，可以给钱，也可以给物，给粮食等。

找一个开阔的麦场（农村打粮食的地方），戏班子就搭起了戏台，用大篷布遮住戏台的一侧，上面搭个简易的篷，分出个前后场，于是便开场锣、对面鼓地敲打了起来。男女老少、丑俊角儿穿着大红大绿的衣服，甩着长长的衣袖便在咿咿呀呀的声调中一个个地粉墨登场。戏角儿大多是附近周边土生土长的乡里人，忙里耕田，闲时便组织个戏班子，置办点锣鼓家什，在头人的带领下学练几段戏文，便可登台亮相了。对于戏角儿们唱功如何，乡亲们从来没有过高的要求，只要听到个响动，瞧见个色彩乡亲们就很高兴，很满足。

孩子们对于这种戏是不感兴趣的，因为即不喜欢他（她）们的作态样，也听不明白他（她）们口中到底在说些什么，所以对戏角儿们的唱念做打、衣着打扮等就从来没往心理去过。那时就在想，也许大人们也不懂，只不过他（她）们不愿说，在装懂而已。

戏一开场，照例是里三层外三层围了许多人，有的还是从几里外的村庄扛着条凳赶来的。最里的一层坐在地上，中间的坐板凳，最外一层则站在条凳上，从里到外由矮到高，层次很是分明。农村的条凳是一米多长、一拃多宽，安有四条腿的那种，几个人站在上面一旦其中一边的人下来，条凳就会失衡倒向一边，剩余的人就会一阵拉扯、惊笑着倒在地上。在戏场上这种事会经常发生，有时是有意的，有时则是无意的。总之，在嘻嘻哈哈中人们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孩子们虽不喜欢看戏，但戏场是一定要去的，要的就是那热闹的气氛。锣鼓一响，孩子们就会和着鼓点在人群中钻来钻去，你推我一下我拽你一下，乱作一团。有时会来个恶作剧，冷不防将站在条凳上的人一掀而下，然后在大人们的惊诧和慎骂声中扮着鬼脸逃走。也会有一两个小商小贩去戏场兜售一些瓜子花生之类的，但大多赚不了什么钱，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那个家庭会奢侈地大把大把地去买这些零食给自己给孩子。最吸引孩子的还是一种纸做的玩具，上面粘有染着红红绿绿颜色的鸡毛，放在嘴里用力一吹，便会从鸡毛下带着响伸出一个长长的舌头，不吹时舌头又迅速地卷了回来，我们称这种玩具为“吊死鬼”。

戏场年年都有，戏台村村都搭，孩子们也便在这锣鼓声中窜来窜去地长大。

 

（三）大鼓书

大鼓书的流行应该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听大鼓的人黑压压的一片，那场面不亚于听刘兰芳的《岳飞传》。

我们小集镇的街头每到逢集便会有一个给人感觉始终睁不开眼的老人在说大鼓。老人的道具很简单，一面看起来很陈旧的鼓，两只磨的光亮亮的鼓锤，一个用绳子攀起来的鼓架，再有便是旁边放着的一只始终装满水的杯子。大鼓所说的内容也多为《隋唐英雄》、《燕山罗成》、《三侠五义》、《薛刚反唐》等。

那时小镇上的集市就是全公社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每逢阴历一、三、六、九是逢集的时节，人们就会像蚂蚁一样，一队队一群群地从各个村庄出来，络绎不绝地向那唯一的集市涌去，农闲时更胜。集市上有卖吃的、卖穿的、卖玩的，卖农副产品的各种都有，虽物品的种类不是太多，但摩肩接踵的人却不少。总会遇到熟人，于是乎招呼声、问候声接连不断。三奶奶家的凉粉是最招引人的，滑滑的、凉凉的，不艮不秾，5分钱一碗，拌上放有酱油醋和香油的蒜泥，用嘴一吸，满口留香，那感觉不比现在的孩子吃肯德基、麦当劳差。生意好时，吃凉粉也要排队的。

在集市的尽头，一片绿荫之下，早已被打扫的干干净净，并摆放着大小不一的许多小板凳，那就是大鼓场。吃完凉粉来听大鼓书正是时候。见人来的差不多了，说书老人清了清嗓子，将手中的鼓锤一扬，先在面前架起的鼓上咚、咚、咚地三声重敲，接着一阵密鼓，然后一个洪亮的开场白，大鼓书便开始了。5分钱能听一上午，钱不够3分2分也行，实在没有不给也行。在我的印象中，说书老人很慈祥，宽宽的脸膛写满了岁月的沧桑，额头上总是泛着酱紫色的光，一说起书来老人总是眯着眼睛，陶醉在自己创造的情景中。他的嗓音很好，书说的也特别，有说有唱，连说带唱，那时总疑他的嗓子是铁做的，因为从来就没有哑过。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上街吃凉粉、听大鼓已成为习惯，和现在人喝下午茶一样有规律。

记得在我上三、四年级时，学校也曾请过一位说书人到我们学校说大鼓，说的是《罗通扫北》，说的没有集市上老人说的好。虽然现在我已想不起来说书人的长相了，但罗通的一条铁棍横扫千军的气势和形象，现在想来还历历在目。

那时农村的孩子可以说没有没听过大鼓书的，大鼓书伴随着我们度过了许多美好的童年。

 

（四）电影场

在农村，我们称看电影为赶场。一是因为电影不常能看到；二是因为要看一场电影有时要跑很远的路，拖家带口的还要扛着条凳，有点像打仗；再者，电影一般是在夜晚放，不像听戏多在白天，农村的路坑坑凹凹，白天走尚且不稳何况是夜晚，就更困难，所以看一场电影不容易，要用心地去“赶”才行。

那时电影在农村一年放不了几回，而且是不同的村庄轮换着放，所以一但有放电影的消息都不会错过。早早地收拾停当，将猪牛鸡鸭喂好赶进圈笼，锁上门便带着一家老小去赶场了。最远时曾跑过10多里的路去看电影。

放映场一般是在农村的麦场上，在麦场的一边竖起两根毛竹，将一块比被单子大一些的带黑边的白布悬挂在两根毛竹之间绷紧，那便是电影的屏幕。天还没黑，放映场上便被从四面八方汇集来的人挤满，比赶集时还要多、还要稠。大人们一边心不在焉地拉着家常，一边等待着天黑，那心情一个比一个急。孩子们则趁空在场地的四周追打着、嬉戏着，一时这个哭了，一时那个笑了，大人们的责骂声也就随之此起彼伏。那时的放映员和现在的明星一样受欢迎。当放映机的小灯终于亮了起来的时候，孩子们便一下子停止了耍闹，潮水般地向放映机涌去，而每每这时生产队都会派上几个高大的青年来维持秩序，驱赶孩子。这些维持秩序的人就会一下子光荣而骄傲起来，连态度都会强硬许多。有胆大的敢想凑近看个究竟，头刚一伸，后脑勺准会被飞来的一掌打中。去迟了，荧幕正面看不到就看反面，除了感觉电影里的字是反的，人都是左撇子外，其他的到不影响。记得那时候我们小孩子看的电影多是反面，直到长大后重看这些片子时才将小时候留下的左撇子的印象给纠正过来。

那时农村还没有用上电，放映机是由一种柴油发电机来带动，一旦电影放映后，放映场上除了喇叭传出的电影里的声音外，就是这突突的柴油机声。偶尔也会出现故障，就是这柴油机不工作了，这时会选出几个壮劳力，轮流像骑自行车一样蹬着那机器来人工发电。人工发电可是一件苦差事，即便是寒冬腊月，壮劳力们也会大汗淋漓地脱去上衣，累是累，但他们毫无怨言，反而自豪感还会溢满心间。

若哪场电影哪个孩子没看，那么，第二天在学校里，当同学们都在七嘴八舌地议论时，他（她）一定会以一种既羡慕、又吃了亏似的眼神打量着你，谈论的人立马便会洋洋得意、骄傲自满起来。

那时的电影不仅放的少，连影片的种类也很少。《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三进山城》等能反复地看上好几遍，但再放时人们还会趋之若骛地再去看。也许这正是农村匮乏的文化生活使然。

电影虽然看的不多，但电影给我们的冲击要远比听收音机、听戏、听大鼓来的强烈。

 

（五）电视机

见到电视机时我已转学到了城里。那时母亲和妹妹还没有进城，只我一人跟着父亲，当父亲值班或星期天时，我便会呆在父亲的单位。记得那时父亲的单位有一台9英寸的电视机，屏幕上的画面要挤到跟前才能辩清楚，就在那小画面上我先后看了《李双双》、《我们村里的年青人》、《大浪淘沙》、《雷雨》等电影、电视剧。

电视里播放《霍元甲》时，我们许多的家庭还没电视机，同学们不得不打游击似的，今天跑到这明天跑到那，追着到有电视机的人家去看，或者干脆翻墙进入矿区，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找，看到有放电视的便默不作声地躲在墙角或站在窗外看。在游击运动中我们不仅看完了《霍元甲》，还看了日本的《排球女将》、动画片《铁臂阿童木》、《森林大帝》等。直到有一天邻居家买了一台12英寸的红梅牌电视机时，我的运动战才算结束。那时每到夏季，门邻都会将电视机搬到院子里，大家一排一排地坐在小板凳上，一边用扇子悠着蚊子，一边等着看电视。《加林敢死队》、《在黑名单上的人》等都让我们着迷。有时画面不清楚时会将电视机后方触角一样的天线转来转去，直调到最佳位置方才罢休。有时用手摸天线图像就清楚，手一松便波纹邹起，于是摸天线的人就只得一手拉着天线，一边侧着身歪着头地看。那时的电视机多是黑白的，彩电很少，听说买彩电还要凭票，有时无货即便有票也不行。

记得我们家买的第一台电视机是在1984年，当时花了父母半年多的工资400多元才买下了这台14英寸的熊猫黑白电视机。自己家有了电视机就免去了去邻居家蹭看的尴尬。这台电视机一直伴随着我们一家人度过了十年的岁月，直到1994年我结婚时我们家才买了第二台电视机，一台21英寸的彩电。

我们家的电视机已一换再换，从黑白的到彩色的，从凸面圆角的到平面直角的，电视机的尺寸是越来越大，色彩越来越真，而且重量越来越轻，现如今，液晶、等离子电视机又不断上市，弹指一挥间，仅从电视机就可看出我们国家电子产品发展的势头是何等的迅猛，如今的电视机早已不能和十几年前的黑白电视机同日而语。

 

（六）脚踏车

自行车在我们农村叫脚踏车，顾名思义用脚蹬着走的车子。

上个世纪80年代，不要说是农村，就是在城里脚踏车也是个稀罕物。马路上，常会有一群群孩子追着骑车人看的情景，农村就更是过分，因为很少见到，遇见一个骑脚踏车的，甚至会有孩子追出几里地地追着看。总弄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大活人骑在两个轮子上不栽倒，而且用脚一蹬这东西还能转着圈地向前走，最后总结来总结去得出一个结论：那人是个玩杂技的。这种经历我想现在40岁以上的人可能都会有过。

在农村，当个别先富起来的人家开始买脚踏车时，那个热闹劲就别提了。尤其是傍晚收工的时候，农村的麦场上就被那些学车的人给闹开了锅。一个战战兢兢的人骑在车头乱拐的脚踏车上，后面一大群人跟着扶着，可越是人多越是乱，不知哪个使的劲不对，车子一歪，于是连人带车便都倒在了地上。孩子们由于围不上去，每到人车摔倒时就会在一边蹦着跳着瞎起哄。慢慢的就有了经验，学车时只一人扶，后边扶着的人只要抓住车子的货架，掌握住左右平衡就行，骑着骑着稍微熟练后扶车人就可以不时的松开手，但这时还不能让学车人知道，否则又会是人车倒地。当有一天学车人动作已协调、车子跑的也很平稳后，突然发现后边扶着的人已松手时，自己已学会了骑车。孩子们学骑脚踏车就要比大人们容易的多，也许是孩子可塑性比大人强的原故吧。很多孩子学车根本就不要人在后面扶，将车子靠近一个物体旁，建筑物、树、土堆都行，麦场上孩子们会借助打谷用的石磙子，先扶着或垫着这些东西爬上脚踏车，调整稳当之后用力一蹬脚踏板，车子在惯性作用下就会向前驶去。那时候常能见到浑身上下青一块、紫一块、蹭破一块皮的孩子，但即便如此，孩子们还是一个个地先于大人们学会了骑车。再小一点的，腿拘不着脚踏板的孩子，也学会了从车子大梁内斜掏着骑车，蹬不满一圈，就半圈半圈一进一回地蹬着骑。

那时的自行车大多是那种28加重的，车子高大笨重，可以多载物，不像现在26的、24的、变速的，山地车、赛车，还有像玩具一样的折叠车，种类式样就有尽有。那时买车没有选择的余地，凭票不讲，售货员的态度还很蛮横，要就拿走，你不要有人要。所以在我们小城里，那时许多凭票供应的大件紧俏商品，商店都按登记的供应票的先后进行编号，然后再对欲售商品进行统一编号集中出售。通知顾客那天都到商店来，按给你的号头找到对应编号的商品后，售货员就宣布，这就是你要买的东西，还未拆箱，里面东西什么样我们也不知道，如果要就付钱拉东西，如果不要后一波的人就会顶上来，特别申明售出东西概不负责。你想弄到一张票容易吗，谁会让这得来不易的票作废，付钱搬东西回家，即便是一堆废铁你也得认了，好在那时的产品质量确实很不错，几乎很少听说买回的东西不能用的。

我们家买的第一辆自行车也是28加重的，是合肥自行车生产的，什么牌子现在已经忘记，反正不是“永久”、“赞凤（凤凰）”的，为此，父亲还为买回的不是个名牌而懊恼了许久。车子买回来后多是父亲占着，我们很少能摸的上。父亲对这车子看得很紧，因为毕竟它花了父亲不少的工资。父亲也很爱惜这车子，刚买回来就将车子的大梁、车架等处用一种棕色的胶带给缠了起来，看起来怪怪的。我学车也是和其他孩子一样，靠了惯性的作用而成，但有一次却在惯性的作用下连车带人冲进了路边的一个粪坑，臭烘烘地回家，挨训是可想而知的了。

后来我们家接二连三每个人都有了自行车，但每买来一辆父亲都要为我们给车子缠上胶带。记得我上高中时离家远，父亲为我买了一辆轻便26的金狮牌自行车，买回来后父亲特意找来一种颜色很亮的黄色胶带为我的自行车缠上，骑上这辆自行车离的很远就能看见，多年后才意识到这是父亲当时为我交通安全着想的良苦用心。

现在那辆自行车已不复存在，父亲也已离我们而去，但那裹在车架上的醒目的黄胶带和父亲那如山一般默默的爱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心底。

 

（七）木水车

说起木水车，现在的孩子和生活在城里的孩子可能都不知道它是个什么东西，但40多岁的在农村生活过的人是应该有所了解的。

木水车，就是一种用木头做的，用来取水浇田救秧的农用工具。在我们老家木水车的形状与有些地方的大圆轮形的整天吱吱呀呀转个不停的那种不同。它是一个长方柱形的木箱子，宽和厚大约相同，在30厘米到50厘米间，长有的有10来米，有的也就5、6米左右，远远看去像一条缰在地上的龙。水车的上半部是空着的，间隔着安装有数个带有车辐一样的滚轮，滚轮外套着垂直镶有许多木片的履带，在水车的龙头处（即水车的上边安有较大滚轮部分）还一左一右地安装有两个长长的手臂。将水车的一头浸入水塘中，龙头处放在田埂上，两人一左一右地站好，用力抓住水车的手臂作前后圆周运动，随着龙头的转动，带动履带运动，履页便在木箱中将水塘中的水慢慢地提升了上来。

干车水的活是很讲究的，太慢了不行，那样水会从履页和箱体间的缝隙中流下去，车水的两个人要绝对的协调，速度的快慢、用力的大小都要一致，从水车龙头伸出的手臂上两个人要互相感知对方的劲力，对方快则跟着快，对方慢则跟着慢，一旦两人配合不好弄拧了，不但车不出水来，有时还会将龙头损坏。我小的时候就曾和小伙伴们试着车水，但总是顾头不顾脚地拿捏不好那种应该有的劲道，就像现在有的人初学太极拳。小一点的水车也可以一个人自己车水，但那样太累，所以很少有人这样干。大的水车均要两个人一班，临换着来。那时在农村的田间地头常能见到村民们赤膊进行车水比赛的场景，尤其是年青人将水车摇的飞快，水花溅起多高，当清凉凉的水流进田地里时，人们便在“车水救秧，大米干饭豆腐汤”的歌谣中企盼着丰收年。那个年代水车成了人们战胜干旱的最出成效的、最好使的工具。

乡亲们对农家的工具都是很爱护的，冬天农闲时村民们会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将水车抬出来对它的部件进行修补，然后再用桐油从里到外地油上一遍，立刻水车便会发出耀眼的黄光，经过精心的护理，一台水车一般用上个六、七年没问题。直至后来农村有了柴油抽水机，才把人们从繁重的车水劳动中解放出来，木水车也就渐渐地退出了历史舞台。再后来农村有了电，柴油抽水机又被电动抽水机取代。科技就是生产力，从这一点看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劳动激发智慧，劳动产生美，在科技尚不发达的年代劳动人民能充分利用现有的条件，运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劳战天斗地，自给自足，有效地解决了各种困难，水车的发明就是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