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母亲节。虽是一个泊来的节日，可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很快为国人所接受。看来国人也同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须要人性化的生活。普世价值不适合中国的结论实属荒谬。难道我们中国人进化得晚，跟不上时代文明的步伐？总不能说人家关注人的基本权利是一种文明落后或者坠落吧！

长期的模式思维教育，已经让国人的潜意识里适应了思想上的随波逐流，曾经正确的，就永远不会错误；错误的东西就在什么环境下都不会再是正确的。甚至有人大骂辩证法，一律否定与其不同的观点。就拿一枚恐龙蛋来说吧，纵向看是圆的，横向看是椭圆的，那么谁正确谁错了呢？恐龙时代看恐龙蛋那是一枚卵，现在看那是一块石头。也就是说人世上有许多是非并非是本质的差别。而是不同角度不同时间事物性质的差别。如果都站在各自的角度与各自所依据的时间阐述观点，就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

母亲节，扯到哲学上来了。是不是扯得太远了，非也！因为如果不作这些铺垫，我会担心有人以其愚钝亵渎我那勤劳一生，清白一生的母亲。母亲仙逝十周年了，老人家临死都抱着她那份执着带给她的遗憾走得心不甘情不愿。

母亲是一个地道的无产阶级后代，姥爷是个技术工人，凭手艺供母亲上了师范。后来，在那著名“三年困难时期”响应国家号召下乡当了农民，并为子女终老乡野。父亲出身商人家庭，是属于那个年代受限制对象，但父亲却是新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第一代大学本科毕业生，天之骄子。然而，在那唯成份论的时代，仍因为家庭出身等缘故，毅然选择了讲台。当年毕业分配到本市孤苦无依的母亲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与父亲结合的。

与许多老一代教师子女一样，我从小就是在父母的严厉管教与自由“放纵”下成长起来的。说严厉，那是父母对于我与后来仍投身教育的妹妹道德上的严格约束；说放纵，是因为他们基于对工作的热情很少有时间过问我与妹妹的学习与生活。我学会的最初三个字就是我的名字，可却是姑姑教会的。在我的记忆里，好象父母从来没有检查过我的作业，至少不会是经常检查，不然象我这样怀旧的人不会一点印象没有。

解放前爷爷就已经家道中落，解放后，除了仅余的九间老式瓦房，已经别无它物。就是这九间房，还被充公六间。虽然后来落实政策，有过返还的机会，可是父亲已经看透人生，拒绝再找什么祖产（奶奶不识字，能够说清楚祖传房产的只有身为长子的父亲）。为此父亲终生受姑姑叔叔埋怨。母亲自与父亲结合就过着一贫如洗的日子。两个人的工资，要养活当时还健在的奶奶与两个姑姑两个叔叔与我和妹妹一家九口人。然而无论是婚前还是婚后都是地道的无产阶级出身的母亲，却因为与父亲结合落个剥削阶级成份，回首往事那时我们的民族除了辫子剪了，整个骨子里还是封建观念。婚姻自由了，可是你要是不经过父母同意，父母寻死觅活，你就会就落个不孝之名，轻则受人歧视，重则会无立锥之地断了生计。

没有经历那个时代的人不知道那年月“家庭出身”的重要性。根红苗壮的无产阶级后代，不但职位好，偷奸取巧耍滑头都不算什么大事，可同样的事要是放在似本家这样“家庭出身”不好的人身上，那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了！有人欲置你于死地，轻而易举的事。好在祖上阴德，长辈们又都与人为善，虽遇上些小人却没有被整死，因为响应者寥寥。

这种背景下，父亲与母亲仍是积极进步的。那年月上课没有钱，甚至因为“闹革命”已经没有多少孩子想学习了，老师若鼓动孩子学习，就会被扣上“白专”道路，腐蚀革命接班人的罪名。象父亲与母亲这样出身的，就更不敢主动鼓动孩子学习了。可好在那年月国人中纯朴的还占多数，仍有些孩子愿意主动学习。父母就心甘情愿地为这些孩子服务。儿时，早晨起来，父亲母亲已经上班了，晚上天黑睡前父亲母亲还没有回来。只有周末才有机会看到父母。可这一天，父亲与母亲还要做家务，批改从学校带回家的学生作业。

点电灯，是那个年月一件奢侈的行为。象我们这样的家庭，只能点上个25瓦的白炽灯灯泡。父亲批作业，因为年岁大了眼睛不好，家里给买了个40瓦的灯泡，用绳掉在棚上，再用纸做个灯罩，这曾经是我当年羡慕不已的事。至于工人阶级家庭的日光灯，从来没敢奢望过。时至今日，父亲的住所还在点那种老白炽灯灯泡。父亲说那种光柔和让他心里安定。

父母的敬业精神是我后来从教的最初动力，也是支撑着我在众多大激荡中不肯背离信念（不能误人子弟）的精神源泉。父亲因为家庭出身问题，做了二十几年的党的积极分子，却长期被排挤在外。母亲就更悲惨了，作了三十八年党的积极分子，坚持不懈地参加组织生活，她老人家留给我最深的记忆就是那百余本的学习笔记。那个物质贫乏的时代，那种塑料皮或者硬质板皮的日记本，对于有文化的人来讲，是一种莫大的诱惑。在那教师平日里练笔都得用学生使用过的旧卷子北面的时代，母亲的党组织生活学习笔记都是清一色的这种精装日记本。记得母亲在病榻上已经不能自理了，一次看到一位同病室的病友的亲属胸前戴个党旗徽章，已经失语的母亲指着人家胸前的党徽，连比划带哇啦。弄得同病室的人都丈二和尚措不着头脑。病友的亲属以为她要什么，直门追问父亲母亲想要什么。弄得父亲无奈，只能简单地把母亲作了三十八年党的积极分子的事向病友的亲属说了一遍，人家这才知道一个垂死病中的教师竟然对那枚他们只是在搞活动时用来妆点门面的徽章如此动感情。病友的亲属走时把那枚徽章留给了母亲，母亲一直用手攥着进入梦乡。第二天早晨一醒就与父亲比划，父亲告诉母亲他已经把那个徽章替她收藏好了，母亲才叹了一口气又睡了。

父亲一直没有敢告诉母亲，后来因为学校党支部，为了评选优秀支部，高级知识分子比例不够，领导们帮着写申请、填表，火速入党。母亲一辈子因为婆家的家庭成份入不了党，结果影响她一辈子不能如愿的丈夫却被党拉进组织内。同样原因二十几年入不了党的二叔，还被委以局党委书记的重任。叔叔以龄大了婉拒，上级党委竟然说叔叔是在与组织闹情绪，过去不能入党是组织的需要，现在入党当书记也是组织的需要。不懂官场的规则的叔叔，自然是怎么干都碍人眼，几经辗转最后提前病退了。父亲与叔叔是占了高级知识分子的光了，不然无论他们的信仰多么虔诚，都是很难被组织接受的。因为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多少年来父亲与母亲、叔叔、姑姑都是那么勤劳地工作，从来没有改变过，却始终入不上党！他们不懂得适应时代，是时代适应了他们。晚年的叔叔一些老病都渐渐地好了起来，老人家庆幸因为“不谙”世事，得以保存晚节。所以心里没有任何负担，心境渐佳，身体自然康复。

听到这个经历，许多读者自然都要与当前的党风联系起来。可我的父母与叔叔都是党“久经考验”的真实信徒。他们入党入得晚，可是他们的思想信念却停留在早期共产党人的理念上。父亲在八十年代中期高级知识分子都住上楼房时，还一家四口人挤在20多平米的平房里，就这样他秉承着党性三番五次地在分房时把房子让给比他年轻家不在本市的同事。不用说现在，就是在那个年代分房这类事也是打得头破血流，什么“严”都可以不要了的。可父亲却能三番五次地让房。以致于后来，一有人找组织闹，组织就想起动员父亲。老人家主动让，那是他的信念，动员他让就让他心里堵得慌。于是父亲准备接受邻省一所师范院校的聘请。父亲一生无心仕途，只是想换个地方顺顺气。组织上听说父亲欲调离，赶紧分给父亲一套楼房，恰赶此时母亲病重，父亲自然也就不再提调离的事了。可能有读者看到这要说，你父亲不也是如此平凡么！不错，父亲是平凡，平凡得真实。现在的官员要是都有父亲一半平凡（哪怕让一次分房这样的利益），我们的社会该增加多少希望。

母亲走了，带着她的执着与遗憾走了。她走的时候晚霞满天，为国为家辛劳一辈子的母亲，天堂一定有她一个位置。在这天下母亲理受孝敬之际，我所能做的也只有遥祝天堂的母亲节日愉快！我不敢臆测母亲俯瞰人间会如何认识她那三十八年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