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隐士？顾名思义隐士就是隐而不显的士。士有多种含义，我想隐士的士应该指博学广识有才能的人。博学广识有才能的人本应该为朝廷效劳为百姓做事，但是有一些人虽然博学广识有才能却隐而不显其才，这些人被称为隐士。

在古代的许多典籍中，都有关于隐士的记载。比如《南华经》中就有许多关于隐士的记载，其中的《让王》一篇就记载了好几个不愿为王而隐的人，比如许由、子洲支伯、善卷、石友之农、伯夷、叔齐等人，也记载了一些不愿为官的隐士，比如卞随、务光、原宪、颜阖、曾子等人。

《论语·公冶长第五》中有孔子评价南容的一句话：“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这句话不仅说南容具有治世可辅国，乱世可保身的才能，也有告诉人若逢治世则出来为国家做事，若逢乱世则避而保全自己的意思。其实这后一种就包含了隐逸的思想。与在朝廷周旋相比起来，隐逸起来远离权力中心是最好的一种保全自己的方法。

《论语·雍也第六》记载了颜回的事迹：“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乐于在陋巷过清苦的日子，可见颜回并不打算去显其才干于外，看来颜回应该是隐士。而且是主动坚持不变初心的隐士。

南朝的孔稚珪写了一篇文章，题目为《北山移文》。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把周子作为假隐士的典型例子，对假隐士进行了嘲讽和鞭刺。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写到的隐士有尚子（西汉末之尚子平）、仲氏（东汉末之仲长统、巢父、许由、务光、涓子等。作者对这些人是赞赏的。作者认为这些人是真隐士，也就是自始至终坚持隐其迹于江湖或市井而不显于朝的。作者认为周子不是真隐士，他用了大段的文字，描写了周子的假隐士面目。比如周子自诩为“耿介拔俗，潇洒出尘”，“亭亭物表，皎皎霞外”，可以与白雪比洁，视千金如草芥。开始的时候，周子“排巢父、拉许由、傲百氏，蔑王侯。”，真到了朝廷诏书到来的时候，则“形驰魄散，志变神动”，“焚芰制而裂荷衣，抗尘容而走俗状”，前后两f副嘴脸。活脱脱假隐士的形象。周子是谁？是随意虚拟的还是有所指？注家以周顒为周子。查《南齐书》卷四十一（列传卷二十二）中周顒的传记，根本没有周顒隐居的记载，虽然其中有周顒“于锺山西立隐舍，休沐则归之”的文字，那是官员休假时的度假之处，而不是隐居地。周顒是官家后代，他本人很聪慧，从少年时起就得官家的看重，一直做着官，而没有隐居过。虽然孔先生对周子的描写与《南齐书》对周顒的描写有很大的切合性，但周顒没有隐居的经历这一点就足以说明把周子注为周顒是不妥的。周顒（约445年-493年）与孔稚珪（447年-501年）是同龄人，《南齐书》是南朝梁的萧子显（487年-537年）所撰，萧子显晚于孔稚珪40年出生。如果周顒有隐居的经历，而孔稚珪又有文章记述，萧子显不可能不清楚。所以说《北山移文》中的周子不是历史人物周顒。孔先生所说的周子先隐而后显，其实也不能称之为假隐士。比如诸葛亮就是先隐而后显的。虽然诸葛亮并没有标榜自己是看空一切的隐者，而一直以管仲乐毅自比，一心想显而不得机会。后来机会终于来了，他又摆起了谱，非得让刘备三请才出山。实际上先隐后显是人才成长的基本路子，先隐之士犹如“潜龙”，是积累其德，是等待时机。潜龙终究要现身要升腾，这个阶段就是显，所以先隐而后显是无可厚非的。

有先隐而后显者，必有先显而后隐者。所谓“功成而不居”者，如范蠡、刘伯温等人；就是功成而不居，则隐迹于江湖。这一类人大概也是受人敬重和赞赏的。

有“功成而不居者”，自然也有功不成而逃遁者。如陶渊明就是这类人。当然也可以说陶渊明有自知之明，他自知自己不是做官干事的料，所以就挥袖而去。《晋书》卷九十四（《列传》卷六十四）的“隐逸”者传中有陶渊明的传记。据传记所载，陶渊明少年时就是“乡邻之所贵“，因为他“少怀高尚，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羁，任真自得”，少年即显，长大后也曾为吏，只不过他不愿意做事就辞去了吏职，后来又让他做镇军、建威参军这类级别高些的吏职，他依然不满足，在亲友中发牢骚，或许也是他的心里话，说什么我只想弹琴唱歌自由自在，有“三径之资“就可以了，不想做事。三径之资其实就是过简朴的隐居生活所需之资。后来让他做彭泽令。在任期间，他要把一百亩公田全作种适于酿酒的秫谷之用，在妻子和儿子的坚持下才分一半田种梗稻，可见这个人是很自私的，因为他嗜酒如命者。后来郡里派人来督查，他听到这个消息就不辞而别了，还掷下一句话：”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真的是因为不愿侍奉乡里小人而去职吗？我想不是，而是他根本不会干事，不想干事，只想喝酒享乐。后来，又让他去做著作郎，他不去，并谢绝一切非关酒的交往，只与酒为伍，凡是有酒喝，什么人都可以相见。而家里的事则一概不管，史载：”不营生业，家务悉委之儿仆”。陶渊明事功未成而隐，其实他有文才而没有事能，他根本不是能做事能成事的人，他是一个只知做文章和喝酒的酒鬼。他说“不能为五斗米折腰”似乎很硬气，其实，要是连五斗米也没有，家里无米可食，无酒可喝，他还能说这话吗？陶渊明为文人起了一个很尴尬的头，文章果然重要，但是文章最好要是没有人欣赏也就一文不值。要是文章不能使人生存，那么做事谋生还是需要的。文人的硬气也是建立在生存之上的。其实陶渊明是一个做官吏不负责任对家庭也不负责任的人，他的心灵并没有他的散文和诗那么美。

最被文人看重的是自始至终的真隐士。其实真隐士可粗分为二类，一类是求个人之至乐，懒怠而没有社会责任心者；第二类是害怕负责任，乃至于害怕被杀头者。陶渊明也可以算是第一类。而严光就是第二类隐者。

严光是刘秀的发少，刘秀做皇帝后，很想启用严光，他派人到处找严光，终于找到了，他让司徒侯霸想办法请严光入京。侯霸派人送信给严光，表达了请他入京的意愿。严光让送信的使者带口信给侯霸说："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旨要领绝"。这句话就暴露了严光对入朝做官的内心的恐惧，他怕被杀头被腰斩。严光的害怕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许多前车之鉴的。严光就一直隐居在富春江畔，享尽天年而逝。

从总体上说，隐士是士人的安慰剂。一些找不到晋升之路而怀才不遇者可以拿隐士来抚平自己受伤的心。一些在官场失势，受排挤受打击的士人，也可以走隐士之路而避之。做隐士总比那些自以为是，坚持固我而不变的人，,最后走向灭亡要强得多。所以孔夫子告诉人们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前人说：“知止不殆”，“知足常乐”。人是需要“进退有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