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朱多锦现代叙事诗

当今诗坛，当六七十岁的老诗人多已搁笔、写作陷入停滞状态，许多中青年诗人难有高度、总在重复自己光阴虚度岁月空添的时候，2010年岁末，65岁的朱多锦先生推出了长篇叙事诗《父亲的高粱》，真可谓是“老蚌出明珠”，近500行的叙事长诗思想之开阔、艺术之成熟以及含纳的诗歌精神都是无限的，就此诗来说，诗人的成就远高于他目下的名声。

父亲的高粱》开创了现代叙事诗写作的一个范式，再现了上世纪60年代初那段逝而不返的岁月，是继诗人长诗《妻意》、《我是黄河的儿子》之后的又一力作，引导人们进入历史的那道“窄门”，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

长诗追本溯源都是叙事诗，现代诗歌发展到今天，过去被认领的诗歌传统，很多已经难以找到认同感了，当下的诗写作在精神上、创作手法上都不再是表现，而是呈现，即把问题拿出来而不再对其进行解释说明，注重的只是呈现或再现的过程。《父亲的高粱》书写了一段真实的历史，诗人的情感是真实的，描述的是那段难忘的带着一股生活苦味的年代对生命的真实体验，它撕碎了那个年代的荒唐，也照亮了人生的意义。

《父亲的高粱》以写实的手法，“公”、“私”分明的两条线内化于诗歌，打动人的除了思想，除了独到的叙事技巧，语言的驾驭也达到了纯熟的境界，炉火纯青，特别是铺排的写法，诗中很多句子是意在言外的，寓意深刻，如那些“顽强地拒绝消融”的林边积雪，代表的是什么呢？那些动不动就“随意而起的风”又是些什么“风”呢？很容易令人想到“共产风”之类。《父亲的高粱》作为现代叙事诗，虽然也有一些传统叙事诗的影子，但表现手法已前进了许多，语言唯美处处体现在优美的诗行里，滔滔的诗句如江河奔流，像“鸽子在星星出生前赶着回家/在天际间划出几抹记忆”，“风呵  是父亲命运莫测的故事/——最是乍寒乍暖的时令/揉搓着的是一颗麻辣的灵魂”，“有谁知道 /我们在这里曾怎样将一个/被折叠的夜晚铺成幽径”，“天顶总是显得很低/屋檐下淋雨的朽木长出了木耳/岁月就在那里竖起了耳朵”，“夜里  一弯被饥饿啃缺的月牙儿/——空自高挂”，都是非常动人、过目难忘的诗句。 

先锋诗人王松在《抵制的写作》一文中称朱多锦先生“创作与思辨的先锋性在整个中国老诗人中并不多见，更因他身跨两代甚至三代诗人，其诗歌实验性的探索更弥足珍贵。”这话很有些道理，《父亲的高粱》有阮章竞《漳河水》的叙事风格，表现手法又跟青年诗人雷平阳《祭父贴》、朵渔《高起武传》等冷抒情诗写作较为一致。诗人只是在情景的烘托上强化了修辞的强度，而在事件的叙述上基本用的都是白描手法，通过细节还原当时在黄河滩偷着开荒种高粱的场景，却给人内心最深处带来了强烈的共鸣；一个思想上、艺术上臻于上乘的老诗人，其写作技巧已经和思想结合为一体，达到了看似没有技巧的技巧的境界。

【二】

灾难对文学艺术的影响有一种滞后效应，要过很长时间人们才会“回过神来”，对灾难作出真正有价值的反思。时代都有其局限性，时代的语言从来就不是诗的诗的语言，比时代更本质的应是生命，生命是有角有楞的，不应该被时代抹平。目下流行劫持了文学，控制了文学，可时尚这种东西多数时候都是个骗子。作为诗人要用自己的心去体会这个世界、去写永恒的人性。

“伟大的诗人谈着他自己，谈着他的‘我’的时候，也就是谈着大家，谈着全人类，因为他的天性里具备着使人借以生存的一切东西。所以，人们在他的悲哀里看出了自己的悲哀，在他的心灵里认识到自己的心灵，看到他不仅是一个诗人，而且是一个人，一个在人性上和自己同宗的兄弟（别林斯基  语）”。《父亲的高粱》再现了一个对土地饱含深情的农民在那个年代的壮举，诗人把忍饥挨饿的苦难、冷漠无情的斗争刻画得身临其境，还有那无声的诘问和不屈的抗争精神。读这样的诗篇，细参句意，有一种受难的仪式感，隐含了诗人较为复杂的用心，如诗人洛夫所说“写诗即是对付残酷命运的一种报复手段”，如小说家张志云所说“不仅为那个时代的畸形躯体放一股黑血，而且为沉重的历史悲剧寻求治疗顽症的药剂”。诗写作最根本的动力来自于我们的心灵，诗人以一个孩子的口吻讲述那段历史岁月，讲述父亲的坚韧，——“父亲光着脚——/脚板踏过蒺藜/疼痛掀不动他的眉角/父亲赤着背——/汗水在桥一样的脊梁上/浇出沉重的碱花/父亲挽着裤——/浮肿的双腿油光发亮/每有草叶划过  立刻就是破伤/处处伤迹流出的已不是鲜血/而是汪汪地汪着黄水”；“他拄着棍子/艰难地拖动双腿/围着高粱一圈圈地巡走/随时准备  和/敢于侵犯他的高粱的人拼命”；“有人站上去一下下按父亲的头/父亲一次次将头抬起来——/那是起伏在风中的父亲的高粱”。读《父亲的高粱》，读到的是对历史的祭奠，也读到了被伤害的人性。父亲，一棵高粱的形象，一片高粱的形象，在中国大地最贫瘠最困难的时期，艰难地扎下根来，生长着，哺育着子女；诗人把父亲的形象移到纸上，又不仅仅是写他的父亲和父亲的高粱，而是刻意再现那个时代的苦难，老一辈的苦难，顽强生长着的高粱的苦难。 

【三】

《父亲的高粱》发表后，曾引起过一些争议，应该说，批评都有其积极的意义。从文学史上看，凡经过交锋的、猛批的，大都留下了经典；凡赞歌一片的，像浩然的作品，今天算什么呢？有人说《父亲的高粱》是算回头帐，这种说法是不负责任的。国人缺少最多的是反思，而没有反思就不知道苦难的深层根源，想想那个年代很多十二万分正确的真理，很少有人怀疑它的正确性，连想一想都是一种罪过，可在今天它们已经坍塌得一钱不值；而那些不能回避不能漠然视之、至今还在流血的创伤，我们都轻易的“一切向前看”了。刘绍棠先生说这是我们的母亲脸上长了疮，会好起来的；王蒙先生说这是母亲打孩子，母亲也心疼；而苏联的索尔仁尼琴却认为“很早就看出其中原委的人精神上不免受到煎熬。而信以为真的人倒是轻松愉快的。他们不知道事实真相，就算手上沾了血，也不当作血。”

在今天这个非诗的年代，在“娱乐至死”的氛围中，个性的声音众声喧哗，很少有诗人关注公共主题和大的题材，热衷多高的思想、多大的境界。诗歌界不同于小说界、散文界，即使真的有个把大诗人活在当下，也根本不可能在他生前看到多高的声望，而自我炒作的意义就是没有任何意义，越是高声叫卖的越不是珍品，一个真正的诗人必须越过这些功利的污泥浊水……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诗人是社会的良心，“诗人是谈最主要问题的人（伊丽莎白·布朗宁  语）”，《父亲的高粱》功在世道人心，其深层意义就在这里。文学作品对人的影响很慢，它既不同于一篇演讲也不同于一篇社论，但对人的心灵的浸润是长远的，《父亲的高粱》也是这样，它所体现的反思精神是久远的，当某一天重新梳理20世纪文学史的时候，书写这个世纪60年代的作品中也许会有它的位置，因为从诗的方面看那儿几乎是一个空白，从这一点来说《父亲的高粱》又具备了一定的超前性。

“歌的功效等于零，从来没有一首诗歌阻止过坦克，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它是无限的（希尼语）”，一个孤影，见证荒唐，我想《父亲的高粱》这一诗人扛鼎之作得问世，带给我们的正是这种意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