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足惨败，就连小组出线权也沾不上，灰溜溜回到首都，记者想看到他们的狼狈相，探听他们内心的悲鸣，这才拥到机场来。机场没有热烈欢迎的人群，没有鲜花掌声。那些原本风光的“国脚”们，一声不吭地下了飞机，一声不吭地立即作鸟兽散。教练朱广沪自然也不用提出“下课”申请，自动卷起铺盖回家了。

于是，一时间舆论沸沸扬扬，矛头所向集中在国足教头朱广沪身上，似乎一切“罪孽”的根子都是朱教头的，朱教头罪恶滔天。

有人更搜集了大量的背景材料，以实证朱教头的“罪过”（7.25日《南京晨报》）。

他们鄙视朱广沪的出身“卑微”，是“从一个业余体校教练走上一个拥有14亿人口大国的主教练位置”，便以为罕见，以为太不正常。显然，这是官场上论资排辈的观念在作怪。不难见到，在论资排辈中升官途中，即便是一个庸才，只要是一级一级爬上去的，就是人才。如此用已经发霉的封建观念来推倒朱广沪，其观念也太陈旧了吧。马俊仁这么一个“土教练”不也照样带出一批“东方神鹿”吗？再说，14亿人口，就能祭起人海战术，就会人多必胜吗？欧洲一些几百万人口的小国，不也照样能叱咤风云于绿茵球场吗？

他们鄙视朱广沪的为人处世之道，指认他“做人低调，讨领导喜欢”。用他这个“处世之道”来说事儿，就更加显得可笑了。难道这位“揭露”朱广沪此“短”的人，根本就不生活在我们这块土地上？朱广沪之“短”，不正是处处可见的处世之道，亦为升官之道吗？倘若他处处高调，锋芒毕露，处处坚持己见，恐怕他那个业余体校的足球教练也早就当不成了。倘若他不处处“尊重”领导，处处揣摩领导“意图”，处处看领导脸色行事，恐怕也就不需要你去“揭秘朱广沪崩溃始末”了，他也就不可能坐上国家队的教头的宝座了。

这里才接触到国足总是跌跌爬爬行走的关键问题了。足协应是个群众性的组织，但已经官僚化了，实行着官僚化的管理。它们从不把足球运动的提高立足在群众性运动基础上，使足球运动成为无源之本。它们两眼紧紧盯着“冠军”，于是实行“高薪养人”的酬劳制度，傲视运动圈内的“群雄”；在管理上便是粗放式的，从足球圈内曝出的丑闻比哪个运动队都多，拉派别、吹黑哨、踢假球、赌球、汹酒、斗殴，乃至招“三陪”，等等。因此，某些运动队实行“举国体制”能出成绩，唯独足球队总是站不起来行走。

一任又一任的国足教练，如同穿梭似的不停“换马”，而国足并没有因此有过出色表现，也就足以证明国足之不堪，并非是某一个教练的问题。如此墙倒众人推，如此墙倒推一人，推向朱广沪，难免让人感到，那是在用一个替罪羊来遮掩真正的“罪人”，岂有他哉。

墙倒了，顺势推倒一个人，自然很舒服，也很省力，但对于国足的崛起是一个理智之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