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学的眼光鉴赏文学

【一】

文学是生活的反映。鉴赏文学作品，不能不懂得文学与生活的辩证关系。南宋文学家洪迈在他的《容斋随笔》里，曾经提到人们在评价自然美和艺术美时有这样的现象：

江山登临之美，泉石赏玩之胜，世间佳境也，观者必曰：“如画”。至于丹青之妙，好事君子嗟叹之不足者，则又以“逼真”目之。

这里说，人们在欣赏自然山水美景时，会情不自禁地赞叹说：“真是风景如画！”可是当一幅山水画的杰作放在面前时，又会称赞它的“逼真”。究竟是“真”美，还是“画”美？其实，这看似矛盾的评价揭示了文学和生活的辩证关系。“如画”并非就是画，“逼真”也不等于真。“如画”强调的是优美的自然景色像画那样鲜明、集中；“逼真”，则是说明接触的艺术作品达到了同现实生活一样的生机勃勃，丰富多彩。

文学作品来源于生活，但又不能同实际生活中的事物划等号。它以生活真实为基础，通过作家的提炼、概括和虚构，以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表现社会生活某些本质和规律。如《祝福》中的祥林嫂，据周遐寿的《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上海出版公司，1954年版，第153-160页）记载：鲁迅生活中有个“单妈妈”，她虽是寡妇，却又有同居的男人，于是她担心到阴间后被“解成两爿”；又有个乌石头山上看坟人的女人，她因为小儿子“在门口剥豆给马熊拖去吃了”，悲伤得眼睛哭瞎；还有个“宝姐姐”，她自小许给山里人，男家来抢亲，“她从后窗爬出，想逃往东邻的楼去，失足落水，河里恰泊着男家的船，被捞起来载了去，她终于不肯屈服”等等。祥林嫂这个典型就是通过对这些杂乱、分散、偶然的人和事进行提炼、集中、概括、虚构创造成功的。她比生活原型更集中、更典型，更能反映旧中国劳动妇女的`悲惨命运。可见，文学来源于生活，以生活为基础，但经作家艺术加工后，比实际生活更明确，更强烈，更集中。

有些文学作品用幻想、夸张、拟人的手法来虚构人物和故事，只要它从某个侧面总结一定的人生经验，体现某种生活的真理，虽然所写的是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出现的事物，但同样是生活的某些本质的反映。

总之，文学要反映社会生活，但又不是机械地直录。它所描写的生活是经作家头脑加工改造、且渗透作家思想感情和审美理想的生活。因此，列宁指出：“艺术并不要求把它的作品当做现实。”（《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9页）

【二】

文学作品中反映的生活不能等同于现实生活。据说，一八二五年，莎士比亚的悲剧《奥赛罗》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剧场上演时，到了高潮，黑人将军奥赛罗，因轻信奸人的谗言，把心爱的妻子黛斯特蒙娜掐死了。看到这里，一个白人士兵义愤填膺，立即开枪把演奥赛罗的演员给打死了。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他说，我不能忍受一个黑人，当着我的面，把一个白人女士给掐死。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能把艺术真实当作生活真实。同样，也不能以生活真实去看待文学真实。

有人认为，《水浒传》中，武松打虎的描写不真实，因为他打虎的方法不科学。虎是猫科动物，身体长，它的后脚会翻过来折腾。他一手揪住老虎顶花皮，一手挥拳打。不说老虎的后脚会翻过来抓，就是尾巴竖起来剪，也会使他吃不消，因为老虎尾巴竖起来就像铁棒。这样打虎，武松非送命不可。这里，武松打虎的方法虽然不科学，与生活真实不符，但武松打虎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却是美的，不能用机械的、教条的观念去解读文学作品。 

北大学生汤晓燕曾在北大学生中做了一份关于《红楼梦》的问卷调查，当代大学生中有许多人不喜欢林黛玉，而喜欢薛宝钗。他们认为林黛玉“小心眼”“多疑”“爱使性子”“说出话来比刀子还厉害”等等。而薛宝钗温柔、贤惠，会做人。殊不知，林黛玉初进贾府时曾抱定“不要多说一句话，不可多行一步路”的处世信条，可见，她也是懂得如何做人的。由于她失去了父母双亲，失去了家门权势，变成了一个“寄人篱下的孤女”，只好用“孤高自许”来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她的性格是她所处的特殊环境造成的，懂得这一点，我们就会觉得她的“怪脾气”可亲，可爱。人们喜欢薛宝钗，不喜欢林黛玉，是因为按照实用功利的观点去解读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而没有用文学的眼光去理解、去剖析作品中的人物形象。

文学鉴赏如果不以文学表现的特有手段去探讨内容，就会背离文学鉴赏的正途，滑入庸俗社会学或机械唯物论的泥淖。

【三】

不以文学的眼光鉴赏文学，非但不能领略文学的美，甚至还会把美的形象看作谬误。

如杜甫《古柏行》写孔明庙前古柏：“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四十围乃是径七尺，无乃太细长乎？”沈括是用算术来计算诗人的诗。有人说：“子美《潼关吏》诗曰：‘大城铁不如，小城万丈余。’岂有万丈城耶？姑言其高。‘四十余’‘二千尺’者，亦言其高且大也。诗人之言当如此，而存中乃以尺寸校之，则过矣。”古柏大四十围，高二千尺，像小城高万丈，是文学的夸张手法。正如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指出的：“‘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云来气接巫峡长，月出寒通雪山白。’此激昂之语。不如此，则不见柏之大也。”

再如，明代杨慎认为，杜牧的《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是“十里”之误。其理由是：“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杨慎《升庵诗话》）其实，你如果站在一个地方，即使十里，也未必听得着看得见。诗题为《江南春》，可见诗人所写的是整个江南春色。辽阔的千里江南，黄莺在欢乐地歌唱，丛丛绿树映着簇簇红花。这里如果没有“千里”二字，诗就大大减色了。杨慎所犯的错误，是以生活的眼光来读诗。

杜牧的《赤壁》：“折戟沉沙铁未消，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宋代许顗认为杜牧不知轻重，不识好歹。他说杜牧“社稷存亡，生灵涂炭都不问，只恐捉了二乔，可见措大（指士人）不识好恶”。（《彦周诗话》）这里，许顗是以读史的眼光来读诗。就读史的眼光看，国家的存亡，人民的命运，自然远比两个女子重要。诗人只关心两个女子，而不关心国家和人民，自然不知轻重。但诗和史论不同，诗是文学，文学的特点是通过个别反映一般，讲究“言近旨远”。诗是咏赤壁，赤壁之战的主将是周瑜。吴国美女大乔、小乔姐妹俩，大乔嫁给孙权之兄孙策，小乔嫁给周瑜。倘二乔被俘，正说明周瑜的国破家亡。诗人就是这样用个别的事来说明这一战关系到国家的存亡，人民的命运。这是诗的表达方式不同于史论的地方。许顗用读史的眼光读文学，这是缘木求鱼、刻舟求剑，必然不能领会文学的旨趣。

【四】

不以文学的眼光鉴赏文学，最突出的表现是把充满生命底蕴和人生意趣的文学作品简单类化为政治或道德说教。这种现象在我国由来已久。闻一多先生就曾指出：“汉人功利观念太深，把《诗三百》做了政治课本。”宋代理学家更把《诗经》这部中华民族先人歌唱爱情、歌唱劳动、歌唱生活的诗歌理学化。如《诗经》首篇《关雎》这首描述一个男子对一个姑娘一往情深追求的诗篇，朱熹却给它贴上咏“后妃之德”的标签，使蕴含在诗篇中的生活之美、生命之美被罩在所谓道德的光环之中而不能彰显。

将文学政治化、道德化，在现代特别是文革时期更是发展到了极致。自“政治标准第一”作为评价文学的首要标准作为定律以来，政治的二元对立就成了解读文学的普适性规律。阅读文学作品首先把其置于“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这样的政治制度下去观照，用二元对立的思维去鉴别作品“歌颂了什么”“揭露了什么”，即用政治化了的阅读心理去寻找作品的思想意义和时代局限。于是，外国作家的文学作品凡是写人性丑的大多给贴上“揭露资本主义的罪恶”的标签，表现人性贪婪和愚昧的《守财奴》变成了“揭露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人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的政治教材；《项链》中美貌、诚实的玛蒂尔德成了追求虚荣与享乐的小资产阶级妇女。

如，澳大利亚作家泰格尔的短篇小说《窗》，人教社编的《中学语文教参》认为，小说通过近窗病人美的品格反衬远窗病人的冷酷自私，从而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人际关系的丑恶。可是，近窗者也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他的美在远窗者丑的对照下愈见光亮，这又作何解释？人性的美丑并存具有普适性，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性都是丑，近窗病人就是典型的例子；也不能说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人性全是美。近窗病人，视线中出现的虽然是墙，但风景却存在于想象中，存在于她美好的心灵中。远窗病人之所以用残酷手段夺得窗口却只看见光秃秃的墙而不见美的风景，是因为他视点低，且没有美的心灵。这篇小说的主题应该是：目光短浅，心胸狭窄的自私者永远无法窥见美，因为他与美隔着永恒不倒的“墙”。

对我国古代的文学作品的解读，大多要挖掘其思想局限。如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涯间，须行即骑访名山。”这里表达了诗人把世间的名利视若虚无而达到精神自由后的反璞归真，是精神自由后心灵对生命兴味的许诺，是李白精神中天人合一精神的体现。长期以来，却把它当作“反映了消极避世思想”的作者的“局限”。再如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词的收尾：“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表现了词人识度明达、善于自解自慰、豪放旷达的襟怀。可一直来把它作为“消极”的“思想局限”。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当然不能脱离政治思想和道德。但文学绝不是政治课本，绝不是道德教材，绝不是科学讲义。文学揭示的是“人生之谜”，它是作家对生活意义的反思。只有用伴着生命体验的审美眼光，即文学的眼光，才能破译“生命之谜”，获得人生的启迪。

文学鉴赏要用文学的眼光，就像经商要靠商业的眼光。要提高文学鉴赏能力，必须培养和锻炼文学眼光。要培养文学眼光，就要不断丰富自己的文学知识，逐步认识文学的性质，力求熟谙文学的规律，并在阅读欣赏过程中丰富自己的经验，使自己具有洞察实质的目力。

“要看银山拍天浪，开窗放入大江来。”只有具备文学的眼光，才能领略文学作品“波澜翻卷、云气浩荡”的绮丽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