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秋天，我拖着一只箱子走进萨拉热窝，箱子的轮子刚下出租车就卡住了。卡它的不是石头，是人行道上一块暗红色的花纹，巴掌摊开那么大，边缘翻卷，像有人把红漆泼在地上又等它结了壳。房东梅丽哈太太接过我的行李，绕过那块红，从左侧多走了三步。那时我以为她讲究，嫌新铺的树脂粘鞋。

此后五年，我每天看她出门，买菜，都绕开它。去清真寺方向的街口，她绕开它。有一回下雨，积水漫过鞋面，她还是绕开它，宁可踩进水里。一个每天绕路的人，一定是知道那块红底下有什么。我一直没问。在萨拉热窝，很多问题要自己长出答案。

这座城市躺在谷底。米里雅茨河把它劈成两半，房子顺着两岸的山坡往上爬，一直爬到雪线附近。四面都是山，特雷贝维奇、伊格曼、别拉什尼察、亚霍里纳，本地人管它们叫奥运群山。山合拢成一个口，风就从那个口进来。春天的风带河水的凉，夏天的风带烤肉的烟，秋天的风把墓园方向的白桦叶卷过长街，冬天的风最硬，吸一口气，喉咙里有铁的味道。我住的楼在山坡上，夜里听得见风在电线之间走，像有人在很高的地方拉一把没上油的琴。

谷地把声音放大，又把声音弹回来。黄昏站在黄堡的旧城墙下，唤拜声从老城的宣礼塔升起来，顺着风往山坡上爬，教堂的钟从另一边接应，电车在河边碾过铁轨，三种声音在谷底的空气里碰头，谁也不让谁，谁也盖不住谁。城墙在夕阳里泛金，脚下是一片红屋顶，红屋顶后面，山坡上一片一片的白，是墓碑。在这座城市，墓园和居民区只隔一条窄路，风从碑石之间穿过来，带着草的腥气，直接吹进晾着床单的阳台。生与死在这里不做邻居，它们同住。

后来我才知道，那块红色的花纹是弹坑。迫击炮弹在人行道上炸开的坑，死过三个人以上的地方，战后用红色树脂灌满，灌成一朵花的形状。人们叫它萨拉热窝玫瑰。最盛的时候全城有几百朵，开在街角和市场门口，开在任何一个普通下午里。

围城从1992年4月初算起，到1996年2月的最后一天才真正解除，一千四百二十五天。这些数字是我到萨拉热窝以后才学来的。梅丽哈不学，她数过。她说头一年，山上的炮位一天往城里送三百多发炮弹。最密的一天是后来收音机里报出的，三千七百多。声音顺着风走。风从山口下来的时候，炮声比爆炸先到，先是一股气浪压过屋顶，然后才是响声。她说那种声音不像雷，雷是天上掉的，那种声音是横着走的，贴着山坡，贴着河，贴着每一条街的墙根，挨家挨户送过来，像谁在外面用指节叩门，叩完这家叩那家。

楼下的老帕沃是退休的铁路职员。围城那几年，他养成了一个习惯：用手表数炮。两发之间隔多久，从哪面山坡来，落在哪个区，他记在一个小本子上，记得密密麻麻。城里那条最宽的大街正对着山口，狙击手守在山上的玻璃窗后面，过那条街的人要掐着两声枪响之间的空隙跑，十几秒，多一秒都不行。老帕沃站在街角替人看表，喊跑。每跑过去一个人，街角的人都跟着松一口气，像自己也活了一遍。他说风从山口下来的时候听得最清楚，也最危险，因为山上的人同样听得见你。声音在这条山谷里是双向的，目光却是单向的。

风也送信。起火的晚上，风把烟和灰吹进窗缝，灰是轻的，黑的，落在桌上像一层没擦净的墨。有一次灰里混着烧焦的纸片，边缘还带着字。市政厅那栋老楼，藏书的地方，那年8月被燃烧弹打中，纸比人烧得久。梅丽哈说她捡起一片，上面的字母缺了半边，拼不出一个词。她把那片纸夹进了菜谱，后来搬家弄丢了。她说丢了也好，那本来就不是她的书。

冬天来的时候，风换了差事。电断了，气也断了，取暖靠木头。第一个冬天烧家具，后来烧公园的长椅，烧被炸空了的门框，烧书。书论斤进炉膛，撕的时候有人从后往前撕，把前言留到最后，好像多留一页，这本书就还没有烧完。书进炉膛的时候，屋里会安静一小会儿。那些冬天，风把整座城烧东西的气味搅在一起，木柴的甜味混着纸灰和油墨的苦，一家一家送过去。梅丽哈说，闻久了能分辨出哪家在烧什么，烧樱桃树的人家，烟是香的。

人的颜色也变了。红衣服最先从街上消失，接着是亮黄和浅蓝。在谷底的城市里，穿得太鲜明等于替山上的人瞄准。人们把自己穿成墙的颜色，穿成灰，穿成旧砖。风掀起衣角的时候，露出里面一截暗色的衬里。那几年，萨拉热窝的衣橱里大概找不到一件红外套。

断水的日子，风把另一条消息吹遍全城：啤酒厂里有泉。那家红砖的老厂子底下有一眼深泉，围城四年没有干过。每隔四五天，人们拎着所有能装水的东西下山，塑料瓶、铁桶、孩子的水壶，瓶子碰瓶子，一路闷闷地响。队伍从厂门口排到河边，几百人，走得很匀。没有人喧哗。梅丽哈说，不是怕，是省力气，也是怕声音顺着风爬上山。山上有人看着这条队。排队取水的人里倒下过人。这个消息也是风送来的，比报纸快，可风送来的数字没有一个对得上，今天一个数，明天又一个数。

水满之后，瓶子勒着肩膀，留下一道红印，爬坡回家，走三步停一步。那点水要先紧着喝，再紧着煮，剩下的才轮得到洗。队伍里有人替抱孩子的女人看桶，有人把自己多带的绳子解下来给陌生人捆桶。没有人问对方从哪座门里出来做礼拜。桶都是一样的桶，渴也是一样的渴。河里的水也有人取，绿得发浑，投进净化片，一股游泳池的氯味。梅丽哈说，那几年她喝水之前总要先闻一下，这个习惯到现在没改掉。她递给我一杯咖啡，自己那杯端起来，先停了一秒。

梅丽哈跟我说这些的时候，我们在她家的阳台上。风从河的方向上来，吹得晾着的床单一下一下贴到栏杆上。她说战前这条街上嫁娶不问你姓什么。她自己的侄女嫁的就是另一座门里出来的人，院里摆酒，三种名字坐在一张桌上，收音机里放的是同一首歌，孩子分不出谁家是谁家的，一袋弹珠滚过三个门槛。后来收音机里的词变了，先变的是称呼，后变的是天气。名字被收走了，发下来的是另一些词，谁领了哪个词，谁就被归到哪一边。风把那些词从每一扇厨房的窗子里送进来，一顿晚饭一顿晚饭地送，人不知不觉就跟着念。她说不清是哪一天变的，只记得风还是那阵风，山口还是那道口，可风里送来的话一天比一天硬。开炮的是军队，是指挥官，不是姓氏。这句话她说得很慢，像怕风把它吹散了。

1993年的夏天，城里还来过一阵别样的风。一位美国来的女作家在青年剧院排戏，排《等待戈多》，没有电，用蜡烛和手电筒照明，布景用的是封窗的塑料布。有演员的女儿过周岁，她抱来一只西瓜，切了一半分给孩子家。围城里的西瓜比金子稀罕，半个西瓜在排练厅传了一圈，每个人只分到很小的一片。风从打破的窗子里进来，蜡烛歪了歪，没有灭。这件事我是后来在书上读到的，梅丽哈不记得西瓜，她记得的是那年夏天风特别大，把烟吹散得快，她说烟散得快的日子，看得见山，看得见山就心里发慌。山在看着你。从那些山坡上看下来，城里没有一处屋顶藏得住。

那阵风也吹进了别的地方。没有电的剧院里排完了那出戏，来看戏的人散场后要走很黑的夜路回家，所以戏只排到第一幕。这是我从书上读到的另一半。书里还写着批评，说有人觉得这种戏是演给外面世界看的，不如看一场电影实在。我把这句也记住。围城不生产圣洁，围城只生产日子，日子里有蜡烛，有西瓜，也有对这种事的冷言冷语。冷言冷语也是日子的一部分。

还有一件事书上没有写，是梅丽哈补的。她说西瓜分完那天傍晚，有人把瓜皮舍不得扔，削掉青皮，用盐腌了下粥。她说这话的时候在笑，笑着笑着就停住了，转过头去看窗外。窗外什么也没有，只有风把对面楼顶的电视天线吹得轻轻晃。她说，你看，说起那几年，想起来的先是这个，半个西瓜，一层瓜皮。炮弹要往后排。人活下来，靠的就是这种排法。

围困这座城的不止山，不止炮。冬天山口的风压下来，雪线跟着一阶一阶往红屋顶上盖，冷把人的动作都放慢，把排队的时间拉得更长。后来我常想，风是围城的第四道墙，看不见，推不开，每天都如期而至。山和炮都有位置，风没有位置，风在所有位置上。

我渐渐学会了读这座城市的风。它从山口进来，先过墓园，白色的碑石一片一片贴在居民楼旁边，生与死只隔一条窄路。再过啤酒厂的红砖墙，过狙击手曾经瞄准的那条宽阔大街，过老集市的喷泉。风不分辨哪座建筑属于哪种祈祷，它把唤拜声、教堂的钟、电车的轨声一起卷进山谷，三种声音在谷底的空气里叠着，谁也不压过谁。2005年的萨拉热窝，弹坑还在，弹孔还在，没钱修的墙也还在，可风里已经不送灰了。风里送的是咖啡的苦香，是烤栗子摊的焦甜，是放学孩子踢着空铁罐跑过巷口的响声。

2005年的萨拉热窝正在缓过来。弹孔还爬在沿街的墙上，没人去补，不是不想补，是没有钱。假日酒店翻新了，商场开起来了，老集市上铜匠的叮当声一天比一天密，可墙就是墙，墙先顾遮雨，顾不上面子。玫瑰就留在这样的人行道中间。那几年它们一朵一朵少下去，新铺的路盖住几朵，施工的水泥埋掉几朵，剩下的被鞋底和雨水磨得发暗。游客从它们身上跨过去，以为是谁泼翻的油漆。孩子们不绕，孩子的鞋底没有记忆。有一回我看见一个小男孩蹲在红边上，用钥匙去抠，他母亲把他拽走了，什么也没说。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梅丽哈每天那三步有多重。

梅丽哈终于跟我讲那朵玫瑰，是在2009年冬天。那天风把雪从山口一路赶进城里，我们站在窗前看楼下的人行道。她说，坑里的三个人她认识两个。一个是替她看过桶的邻居，桶提手断了，那人把自己的腰带解下来给他穿过去。另一个是个学生，排队总排在最后，说年轻人站得住。第三个她没见过脸，只记得一只灰色的袖子。那天她也在两条街以外，先是听见风把那一声送过来，然后看见市场方向的烟。风从山口下来，烟散得很快，快得反常，所以她记得。她记得自己站在原地数，数后面还有没有第二声。没有第二声了。她说那天剩下的时间格外安静，安静得像整座城都在替那三条街屏住呼吸。

她说完，把杯里的咖啡喝完了，杯底剩下一小圈渣。她照例没有倒扣过来算命。她说够了，数过的日子不要再数第二遍。

我问她为什么每天绕路。她看着楼下，很久，说：不是怕踩到他们。是怕踩习惯了。说完她自己笑了一下，笑得很轻，像怕惊动楼下的什么。

2010年我离开萨拉热窝，也是秋天，和来时一样。天还没亮透，清晨的风从山口下来，先翻过墓园，再过啤酒厂的红砖墙，带着河水的凉和谁家第一炉面包的热气。麻雀从老集市的喷泉边腾起来，哗的一声散开，又落回原地。黄堡方向的城墙上，日出的金光刚刚抹到一半。

我拖着那只箱子，走到楼下那朵玫瑰旁边，停下来。树脂被这些年的鞋底磨得发暗，花瓣的边缘缺了一角，像一朵开到一半停住的花。它还会再少下去的，我知道，铺路机不认花。但此刻它还在，红得很安静。

远处的宣礼塔开始唤拜，天主教堂的钟跟着敲了六下，第一班电车从河边拐过来，轨声把前两种声音轻轻接走。三种声音在山谷里叠着，风把它们搅匀，再送到每一扇窗前，送到每一家厨房里，送到同一锅正在煮开的咖啡上。

梅丽哈从楼里出来送我，手里拎着一小袋路上吃的点心。她走到玫瑰跟前，停了一下。

风掀起她灰白的头巾。她抬起脚，从红色的花瓣上迈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