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地亘是吴石在抗战中结识的日本朋友，他们间的友谊堪称中日友好的典范。
鹿地亘（1903—1982）是日本知名作家。青年时代，他受马列主义和工农运动的影响，曾参与创建“全日本无产阶级艺术联盟”。由于从事左翼运动，1931年起他成为狱中常客。
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爆发后，鹿地亘因坚决反战遭到日本特务的追捕。1936年，鹿地亘不得不秘密来到中国上海。经内山完造的介绍，与鲁迅相识，两人一见如故。他惊叹鲁迅作品的博大精深，决心介绍给日本人民。在这期间，鹿地亘一面创作文学作品反对战争，一面致力于7卷本《鲁迅全集》的翻译工作，翻译了《野草》、《热风》、《坟》、《华盖集》、《续华盖集》、《而已集》、《二心集》等。即使在战乱的上海，日本特务也没有放弃对鹿地亘的追捕。面对日益到来的危险，鹿地亘不得不离开，流亡到广州、香港。
1938年4月，经第三厅厅长郭沫若推荐、陈诚同意，鹿地亘来到武汉，被委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少将设计委员，协助第三厅对敌宣传处，从事对敌宣传工作。8月，在一次各国记者招待会上，鹿地亘发表了加入中国抗日队伍的声明，开始对侵华日军的反战宣传工作。9月7日，应蒋介石的要求，鹿地亘撰写了向日本国内各界宣传中国抗战正义和两国人民友谊的传单。9月19日，中国两架空军轰炸机携带着上万份传单飞临日本九州的各大城市上空散发，一时间震惊中外。年底，他撤退到广西桂林。在对敌宣传处处长冯乃超支持下，他向军务委员会桂林行营参谋处长吴石建议，在桂林设立临时日军俘虏所，教育改造俘虏，从中培养出日本人反战同盟的成员。
从抗战开始，吴石就把日本军国主义者和日本人民加以区分，这在当时环境下极其难得。在吴石全力支持下，桂林成立了临时俘虏收容所，收容从湖南、广东前线转来的俘虏，开始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在排除种种干扰后，于1939年11月，成立日本人反战同盟西南支部准备会。准备会出版《人民之友》刊物，吴石为其题词，表示祝贺，给予鼓励。
鹿地亘曾在文章中多次提及吴石对他的俘虏工作的支持和帮助。“就是他（吴石）同意我提的根据日本人的自发性组织日俘的反同盟，这给将来的日中人民带来很大影响的反战同盟构想，立即劝告崇禧并通过白向蒋介石申请。还有，尽快将西南战场运送来的日俘集合于桂林，在桂林设立特别收容所（系宪兵团的临时收容所，别称桂林第三收容所苏生学园，收纳日俘48名——笔者注）。吴石将军一贯热情地支持我们的反战运动。”④这是1939年4月前后的情况。
吴石为何热情地支持鹿地亘等人的反战运动？其考虑是多方面的。他最初的一点考虑是为了延伸情报工作。这一方面证明吴石非一般之人，情报天赋超群。按照1939年12月8日的行政院军国民政府呈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组织及服务规定等件备案，其附件二《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服务规程》第4条——（军令部）第二厅之职掌，第4项有如下具体执掌内容：
1.关于战场及敌国情报之收集、整理、研究、判断、编纂事项。
2.关于其他各国情报之收集、整理、研究、判断、编纂事项。
3.关于国内及编曲情报之收集、整理、研究、判断、编纂事项。
4.关于俘虏之审讯及战利品之研究事项。
……
8.关于军事宣传、反宣传及军事新闻发布事项。
……
10.关于各国驻华兵力及在华外人之行动、调查、登记事项。⑤
从这个资料看，有关俘虏的情报方面的事项也属于军令部掌管范围。
鹿地亘在《日本兵士的反战运动》中又写道：“这就是我构想的反侵华的曰俘组织的计划，'反战同盟'的初步草案，吴石将军和廖济寰（吴石部下）支持这个建议，亲自把它交给白崇禧，白崇禧在1939年4月向蒋介石提交了这份文件。”⑥鹿地亘教育日俘而使其组成日本人反战同盟的构想于1939年4月23日得到军事委员长蒋介石的批准。鹿地亘在日记中写到其后的结果：“我回到桂林时，参谋处给我寄信，我就去见吴将军，他高兴地告诉我：'蒋介石委员长批准下来了，因此请你赶快起草具体的计划书'。万岁！我的愿望终于公布于世！”⑦后来，招请“反战同盟”桂林支部派遣工作队到前线，促使鹿地亘尽快组成“反战同盟”的人就是吴石。鹿是亘在回忆中几次提到吴石在1938年4月25日至1939年10月7日任军令部第二厅副厅长，厅长是徐培根。
上述的这些资料表示，俘虏收容所的设置和管理一向是军政部管的，但是关于俘虏本人的审问等属于情报方面的事项属于吴石的军令部第二厅的职掌，并且可以看见当时军令部和吴石对俘虏工作包括情报工作很重视。
在1939年4月2日，鹿地亘在桂林行营吴石、廖济寰及三厅冯乃超的帮助下起草了《关于俘虏工作的建议》⑧，把它提交给蒋介石。主要内容有四项：
一、关于组织俘虏的可能性——提出武汉会战以后的日军士兵的心理变化，介绍有些日俘自发地参加朝鲜义勇军和抗日阵营政治工作的情况，阐述现在就是组织俘虏的良好契机。
二关于组织日本士兵（俘虏）的意义一指出过去中国的对敌宣传的消极性，建议应提供给日俘进入抗日阵营的道路。还提到组织日俘对国际方面的效果。
三、关于组织日本士兵的具体手段——在桂林设立小规模专门被选日俘的收容所。还有，要避免重蹈朝鲜义勇队的覆辙，鹿地亘明确阐述了日本人反战组织与中国政府的关系，认定反战同盟是日本人的自主组织，中国政府仅是支援者而不是主宰者，否则，就不会得到国际上的支持和信任，也不会对中国抗敌发挥作用。这一条反映出鹿地亘对国民党顽固派的高度警惕。
“因为不让狭隘的人把我们的组织变为自己的御用团体或傀儡组织。”⑨
有理由相信，日本人反战同盟应该是日本人自发、自主的组织。这个与国际法即《日内瓦条约》相契合。日中战争时，中国的《俘虏规定》是基本符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国际法《日内瓦条约》的。《日内瓦条约》规定，禁止强制俘虏提供军事情报，同时禁止使俘虏做有关军事工作，以及做军事宣传传单⑩。因此，如果国民政府主宰日本人战俘组织，使他们从事对敌工作，那么就有违背国际法的可能性。鹿地亘的建议巧妙地击中国民党政府的要害。
四、关于主要活动——1.对敌宣传、广播，在前线对敌宣传；2.参加游击队等，还有反战同盟的经费问题，由政府以补助金的形式支付。
在桂林行营参谋长吴石、参谋科长廖济寰⑪及科员林长墉⑫的协助下，鹿地亘于1939年10月在桂林开始筹备“反战同盟”西南支部。
为了促成“反战同盟”西南支部成立，桂林行营参谋长吴石设立了“反战同盟”西南支部顾问室，他任顾问，任命科员林长墉作为顾问室常驻顾问。林长墉将顾问室设在桂林南郊七星岩一座旧庙南岗庙内，由行营顾问室先派数名职员、卫兵、炊事兵等，一切按计划紧张进行。
关于南岗庙的生活，鹿地亘曾有过描述：南岗庙外有大树，大门外，挂着有香味的厚木板做成的牌子，上有两行字：“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大门内，右侧是卫兵住处，左侧是日本人寝室，里面放三排棕棚床。过了中庭，再上几个台阶，是庙殿。内有饭桌、办公桌，这里是食堂兼课堂，庙殿左右用砖隔开，左侧是我和林长墉的寝室，还有文书的住房。左侧是妇女房间，住着溅野公子（沟口良子），其后是炊房，庙殿后面的树林中建造了浴室。
同年9月，鹿地亘在陪都重庆南泉刘家湾的“博爱村”（镇远“和平村”第二俘虏收容所分所）发表“日本人民反战同盟组织化方针”。12月22日，在桂林七星岩南岗庙发起“反战同盟”西南支部筹备会。
鹿地亘和“反战同盟”西南支部筹备成员在1939年12月23日在桂林乐群社⑭礼堂紧急召开“反战同盟”西南支部成立大会。先成立的桂林的“反战同盟”为什么成为西南支部呢？“反战同盟”西南支部成立宣言中写道：“这是近年来在华全日本人民革命的反战同志团结的先声”。⑮按后来成立总部的计划，称为“支部”。这是所谓“公开”的说法，其真实背景上面已经论述过。大会宣言明确地写到“反战同盟”西南支部的宗旨和任务，尤其强调“反战同盟”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反战同盟是日本人民革命的一个海外支部，因此我们当然受国内革命运动的指挥。”它虽然属于国民政府政治部三厅，但其身份应是为了解放日本，由日本人在海外建立的独立机构。宣言的主要内容如下：
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成立宣言⑯
我们在此宣言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的成立。
这是近来在华全日本人民革命的反战同志团结的先声。西南支部是在中国的西南战区成立。
在东亚的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战争，由于中华民族正义的抗战，已经陷入长期对抗情态的今天，在因为侵略而遭受了灾害的各国与日本之间的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危机显著地浓化了的今天——在已经有近百万日本人民流了血，几千万的中国人民在战火中遭受了杀戮和饥寒，而在这上面更荡漾着更大规模的战云的今天——颠覆战争挑发者的本身的基础，防止和结束人类灾害的发展，这种重大的工作是我们日本人民的任务，努力去完成这种工作也是日本人民的光荣。
（中略）
我们决不承认这次战争是像那些日本军阀所扬言的那样是由于中国的对日敌视而偶然引起的战争。决不承认这次战争是像他们对民众宣传的那样是民族的战争，是日本民族发展上的不可避免地惹起的战争。
（中略）
他们奴化了日本人，逼使他们去做战场的肉弹，而企图奴隶化中国，不，整个的东亚。
这样，他们的企图，终于引起了东亚圈历史上不曾见的惨淡的流血，不愿做奴隶的中华全民族，忍受着巨大的血的牺牲，已经抗战了两年半了。不仅侵略者们的泥是陷于抗战的海洋里，还因为他们威胁了和东亚大陆有关诸国的权益，而更陷于不能自拔的国际的危地。日本人民已经被逼上了早已预期的危急存亡的时期，渐渐地在牢狱的条件下奋起，而开始了反抗亡国政策的挽救国家的活动。
同胞诸君！中国的友人诸君！反对日本军部及其使役的政府之冒险政策的全世界反侵略的友人诸君！
作为一个日本革命的人民大众的海外分遣队，我们今天在这里组成了这个组织，在我们开始行动之先，我们应该说明一下作为我们行动之基础的下面的认识。
第一，这次中国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坚决抗战，完全和我们日本人民的自由解放之目的相一致，中国的全民族赞助着我们革命的目的和日本人民的解放，因此我们认为中国是日本人民之友，而绝对地援助中国的抗战。
第二，我们坚决地声明，反战同盟是日本人民革命的一个海外支队。因此，我们当然要受国内革命运动的指挥。关于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为着要和友军的行动一致，当然服从中国政府的指挥，但是同时我们还有一个促进和完成日本人民革命的独立的目的。
我们行动的初步的目标，有如下列：
第一，即时停止侵略战争，派遣军立刻撤退。
第二，打倒军事资本家，军事冒险主义者，和他们之奴役的官僚政府。
第三，确立完全的民权（言论，集会结社，文化，教育的自由）。
第四，改善和救济在战争破坏条件下呻吟着的人民，工人和农民。
第五，保证战争牺牲者及其家族的生活。
第六，为着解决上述一切，在完全民主的条件之下，建立人民政府。
我们在友谊的中国的协助之下，为着贯彻这个目的，决将勇往迈进。我们向全世界反侵略的国家及其人民伸出了提携的手。
我们在日本国内的人民革命的指挥之下，在留华全体日本人民扩大我们的组织，我们，作为一个日本人民和中国及全世界反帝国主义反侵略的友人结合的纽带，去完成我们使命。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成立“反战同盟”西南支部是鹿地亘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来到武汉一年零九个月后做的。鹿地亘离开日本时，隐隐怀抱着“在中国参与抗日斗争中干一辈子”的理想。其后经过一步步的发展，在国民党统治区作为实践“日本人反战同盟”思想的“基地”。
1939年12月，日军从中国南海向广西的10万大军进攻，桂南战事紧张。12月22日⑰，鹿地亘接到桂林行营参谋长吴石从迁江前线指挥部发来的急电：“现在侵入桂南的日军与中国主力军在昆仑关正在对峙中，出现对敌政治工作的好时机。请率领反战同盟同志紧急出发到前线。”⑱
很快，五名成员组成“反战同盟西南支部第一工作队”，组队后第3天他们带着发电机和扩音器坐卡车奔赴桂南前线。
就这样，鹿地亘和“反战同盟”工作队伍在前线一边对日军作鼓动厌战情绪的宣传广播，一边鼓励和慰劳中国士兵。
下面我们来看日军怎么看鹿地亘和“反战同盟”西南支部在昆仑关前线的活动。战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纂的《支那事变陆军作战》（至昭和16年12月）里有关于鹿地亘等工作队的记述。
29—31日的战况——在28日晚上抵达昆仑山的正面，重庆军逐渐逼近昆仑山北麓偏东处的日之丸高地，敌军终于在深夜进驻日之丸高地。翌日上午10点，1500多人的重庆军蜂拥奔向狭小的日之丸高地，但被敌军攻下。当日（29日）晚上，鹿地亘等反战工作队把扩音机放在流血战场的两个高地上，在月光下作首次演讲。（中略）日军决定放弃昆仑山，（中略）重庆军没有追踪，但在日落时逐渐增强兵力逼近我们。如斯九塘战线整夜在不断的枪声和鹿地亘的反战广播声中，我们度过了昭和十四年的除夕。⑲
从这个日本陆军的资料来看，这个时候日军士兵对工作队的反战宣传基本上没有什么反应。但其后出现了效果。搬到与“反战同盟”西南支部驻地桂林南郊白面山附近的《救亡日报》编辑林林写道：1940年4月26日，《救亡日报》曾报道一件事：桂南前线（就是鹿地亘等工作队所在的战场）有个日本士兵被俘后立即发问：“可以把我送到鹿地亘先生领导的和平村吗？”⑳从这件事也可以知道，虽然当天日军士兵对工作队没有做出反应，但是“反战同盟”西南支部工作队的宣传广播功效却是深远。日俘工作队对两年半来疲于作战的中国将士们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此时，在前线工作的3名“反战同盟”西南支部工作成员血洒疆场。1940年2月2日，工作队在后退中，松山大腿受伤，大山、鲇川用担架抬着松山搬到上林县村里，他们在村里休息时，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三名成员同时牺牲。在重庆和桂林为三位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白崇禧、林蔚、吴石等国民党将领出席。吴石参谋长为3位反战烈士敬献祭文。
维
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四月二日，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桂林行营总顾问吴石谨致祭于桂南前线殉难烈士松山、大山、鲇川三同志之灵曰
太和浩劫 产此鸱鸮 兴戎悟国
荼毒生灵 侵略华夏 师出无名
压抑人民 墨动大兵 民生凋敝
农作不兴 灾黎遍野 哀哀其鸣
懿欤烈士 先觉先民 蒿目日弊
急谋自新 誓除军阀 拯溺国魂
一致反战 联结同盟 昆仑广播
警惕愚顽 正义浩荡 河狱星辰
天胡不吊 斫丧鸿勋 闻者哀悼
风悲日昏 英灵不灭 长存永生
尚飨
“反战同盟”西南支部3位成员的战死，再次引起国统区领导阶层对鹿地亘等人的同情。
“反战同盟”三成员（其中松山速夫，本名陈松泉，台湾人，翻译）牺牲在前线的消息在中国国内引起震动。尽管国共两党已经开始摩擦，但“'殉难三烈士'扩大了‘反战同盟'西南支部的影响力，打开了推动组成‘反战同盟'重庆总部的徘徊不前的局面”。㉑“政治部和军政部没办法不答应我的要求（重新组织'反战同盟'总部）”。㉒
1939年，重庆《新中华报》发布“旅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在桂林成立的消息。消息称“旅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发表文告，说：“在目前之侵略战争中，日本军阀剥削了我们最后一滴血，吾人绝对反对此种惨无人道之罪行……只有中国革命成功，亚洲人始能得到解放，吾人将尽力协助中国人民达到目的。”
鹿地亘等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救亡日报》总编辑夏衍等抗战文化界人士，（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等）教育界人士，加上朝鲜义勇队人士，组成了对‘反战同盟’的广泛支持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驻地南岗庙，一时成为到桂林访问的国内外来访者的重要访问地之一。”㉓
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期间，曾由周恩来陪同，在桂园单独接见了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毛泽东盛赞日本反战友人们的出色工作，感谢他们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作出的特殊贡献。
鹿地亘一直很钦佩吴石。鹿地亘回到日本后的1949年，在日本再见正好访问东京的吴石。那时，鹿地亘率直问吴石：“你认为国民党的前途如何？”吴石表情抑郁地说：“国民党没有前途，国民党不知道人民。”“我在华活动中如果没有吴石这样人，在像泥沼那样的国民党的环境中，决不能进行由日本人组织的反战运动。”㉔
据1982年7月27日日本共同社东京电讯：鹿地亘于一九四六年回到日本，参加日中友好运动，在新日本文学会工作，一九六五年参加创立日本民主主义文学同盟。著有《日本士兵的反战运动》和《揭穿阴谋》等书问世。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六日上午八点二十五分，因患肠癌在东京清濑市国立疗养所东京医院逝世，享年七十九岁。
【注释】
①林北丽（1914—2007），字幼奇，福建福州人，是民国时期享誉诗坛的女诗人。其父母林寒碧、余蕴华皆为辛亥革命先驱，著名的南社社员。她与柳亚子是莫逆之交，曾在1946年与柳亚子共同出版《丽白楼自选诗》。
②李资生：《台湾大间谍案破获始末》，刊香港《新闻天地》，民国39年7月（1950年7月）。据江南《蒋经国传》第190页，李资生“真实姓名夏晓华，原供职保密局”。
③1949年4月1日，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戏剧专科学校、政治大学等院校6000多名师生示威游行，到“总统府”向李宗仁递交请愿书，要求国民政府接受中共中央的八项和平条件，实现真正和平，遭国民党当局残酷镇压，致伤195人，致死3人，造成震惊全国的“四一”惨案。4月4日，毛泽东就“四一”惨案发表了《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一文。指出：“4月1日发生于南京的惨案，不是什么偶然的事件。”指出南京政府正面临抉择向人民靠拢或与人民为敌的关键时刻。
④鹿地亘：《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华日本人的反战运动》，载《劳动运动史研究》40号，劳动旬报社，1965年9月，第19页。
⑤周美华编《国民政府军政组织史料》第1册，国史馆，1996年，第209—302页。
⑥鹿地亘：《日本兵士的反战运动》上，同成社，1962年，第40页。
⑦鹿地亘：《抗战日记》，九州评论社，1948年，第143页。
⑧鹿地亘资料调查刊行会编《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资料》第3卷，不二出版，1994年，第195—200页。
⑨鹿地亘：《如火如风》，讲谈社，1958年，第187页。
⑩秦郁彦：《日本人俘虏》上，原书房，1998年，第536—556页。
⑪廖济寰：桂林行营参谋科长，陆军上校。出身于湖南衡阳县一个地主家庭，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风起云涌时，家人离散，16岁的廖济寰流落广东，入黄埔军校，后被政府派往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经济系留学，抗日战争期间归国，又入庐山军校受训。鹿地亘在桂林广西学生军事训练班（培养大学生军官的机关）演讲时，廖担任鹿地亘的翻译，两个彼此意见相和，后来成为“反战同盟”西南支部的热情支持者。
⑫林长墉，吴石将军在桂林行营参谋处的助手，民族英雄林则徐之孙，是“反战同盟”西南支部的直接协助者。
⑬鹿地亘：《如火如风》，讲谈社，1958年，第321页。
⑭乐群社是军事委员会在桂林的招待所。（沱源：《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西南支部》，载《黔东南社会科学》1993年第2期，第51页。）
⑮鹿地亘资料调查刊行会编《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资料》第3卷，不二出版，1994年，第242页。
⑯鹿地亘资料调查刊行会编《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资料》第3卷，不二出版，1994年，第242页。
⑰“反战同盟”西南支部筹备会日期的说法有几种。鹿地亘自己在《日本士兵的反战运动》上，第178页中写12月中旬之后，中国研究者沱源在《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西南支部》（载《黔东南社会科学》1993年第2期）中写12月21日，孙金科在《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北京出版社，1996年）中写12月中下旬。但鹿地亘向陈诚提出《关于第一工作队出勤桂南会战工作的报告》中写到是“‘反战同盟'西南支部成立大会的前天”。（参见鹿地亘资料调查刊行会编《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资料》第3卷，不二出版，1994年，第279页），即1939年12月22日。本书采取这一说法。
⑱鹿地亘资料调查刊行会编《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资料》第3卷，不二出版，1994年，第278页。
⑲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支那事变陆军作战》3（至昭和十六年十二月），朝云新闻社，1975年11月，第71—72页，原载《滨田联队史》。
⑳林林：《八八流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69页。
㉑鹿地亘：《日本兵士的反战运动》上，同成社，1962年，第107页。
㉒鹿地亘：《续如火如风》，讲谈社，1959年，第21页。
㉓鹿地亘：《日本兵士的反战运动》上，同成社，1962年，第70页。
㉔鹿地亘：《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华日本人的反战运动》，载《劳动运动史研究》40号，劳动旬报社，1965年9月，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