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主人公吴石身陷囹圄，遭遇与高官显贵截然不同的境遇，有怎样的情状呢？这一次，我们的主人公经历了人生最大的起落，从天之骄子、世人的宠儿一下子滑到了黑牢里的“囚徒”。在狱中，吴石遭受酷刑，遭受反复的审讯，始终坚贞不屈。也因此，一只眼睛失去光明。
吴石毕竟是离不开笔墨的人，在狱中极简单记下有关要情。狱中遗留的手记使我们了解到在入狱后的大致情状：
三月一日午夜后9时半，被逮入狱。住看守所办公室之西厅。即晚，第二处叶处长来讯问。
二日，叶处长复来讯问。
四日夜，叶处长来讯问。
五日午后二时，迁禁于狱中五号。嗣后随时被讯问，均是使人神经异常紧张，心境异常刺激。
四月八日，国防部军法局派员来讯。于以知案已被交该局办，是次为侦讯性质。
廿六日，闻最高军法审审判长蒋鸣三氏予三厅命，于是法定矣。
此期间仍不断在看守所被讯，其紧张、刺激为最。
廿八日，由五号狱房移住三号房。
五月廿日，房客挤至十三人。我血压陡高，经医诊所复，认为人数过多，于生命有危险，房中因此减至七人。
卅一日，房客复稍调动，同房者六人。
从这段简短的记录中，可以得知：吴石3月5日到4月7日遭到频繁且提心吊胆的提审，身心疲惫交加。从简短的文字中证实：国民党保密局二处处长叶翔之亲自出马负责主审。叶翔之后来出任台情报局长，在位约15年叱咤台湾情报圈。
关于吴石被捕后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坚守气节并曾周旋于敌人的文字记录十分珍贵。
于1950年3月9日被捕、只比吴石晚了一个多星期的著名报人龚德柏以狱中见闻写了一部《蒋介石黑狱亲历记》，其中对“吴石案”有关的人和事也有零星的记叙。他所住的4号牢房就在吴所住的3号隔壁。保密局监狱前身是日据时期的军人监狱，原先的单人牢房“约九英尺长、四英尺半宽”，折合公制五平方米的面积都不到。牢房内“高地板，地板下可通风，虎头门约四尺半高，故出入均须低头。窗户口约六尺高，非抬头不能看见外面。窗口有铁栏杆，约三尺高、二尺宽，而在相对方向：即出入口上有一窗口，约二尺高、一尺半宽，中间有原木栏杆，故虽为对流而空气流通不甚好。四壁均系水泥，故与邻室不能说话。只敲壁响声，邻室可闻。”⑫这样条件恶劣而狭窄的地方，因为国民党抓人太多，“第一晚就睡了四人，第二晚增至六人，第三晚又增一人，以后均为七八人，有时曾至十人。这样睡的问题已非常严重。但至五月十号，我被他人挤得连坐都不能坐，只得站立三小时。‘自由中国’进步至如此地步，希特勒的德国亦当自愧不如了。幸而只一星期，救星下降，即国防部次长吴石经医生检验，血压高至二百毫米汞柱，非得安眠，有即日脑溢血而死之危险。但吴为要犯，非明正典刑不可，所以特别由吴石所住之三号，调出若干人，由四号调我，由十号调罗泽闽至三号，共凑成七人。此七人局势维持数日，又成为八人。”⑬这段文字印证吴石手记的牢狱生活。他们被戴上手铐脚镣，一日三餐都是通过牢房门上的一个小窗口送进去。食物常常是掺杂着残羹剩菜，可以想象一切多么糟糕！
在国民党当局看来“对吴石的侦讯是最困难的事”。⑭
据李资生《台湾大间谍案破获始末》一文记叙：“当他（指吴石）初来的时候，他一度想用参谋次长的威严来吓人。可是，当主管人员把一切情况暗示给他以后，他马上改变态度，从此，他就很诚恳、很明白地说明自己的经过。但他一贯的老脾气，就是吞吞吐吐，不肯直截了当地讲，除非把一切证据都提出来，他很难得承认，尤其是牵涉到第三者的时候，他总带着‘好心’来替别人洗刷。所以，我们说吴石‘诚意’、‘坦白’，是在侦讯人员有计划地盘问中，使他不能不诚实，不能不坦白。严格地说，对吴石的侦讯是最困难的事。”⑮这一段白纸黑字中极不情愿的文字，却让我们看到吴石坚贞不屈、沉着应对的身影。
迟于吴石10天和吴石在“南所”相处一个多月的狱友刘建修在2009年8月的口述，让我们读到了吴石在狱中最后的生命细节：
将近六十年前，那天是1950年3月10日，我因“邮电案”被逮捕。三个特务把我押送到“南所”，这是保密局的一个看守所。“南所”是在台北市的“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围墙里面。“警总”大门在博爱路，但因为“南所”的位置靠近后门，所以这单位的人，是从延平南路的后门出入。南所是钢筋水泥的二层楼房，在一个院子里。从前日据时代，它是犯错的日本军官“关禁闭”的所在。
我那天在泉州街的家里被抓，特务立刻拿黑布把我眼睛蒙住。一直进了南所之后，脸上的布才被拿掉，所以我不知道这是哪里。后来才晓得，南所围墙的外面是电信局，就是我平时上班的地方。
特务把我带进南所时，大约是早上七八点钟。他们对我搜身检查；我身上的一些东西，例如腰带，都被没收了。这些事情做完后，特务把我交给一个“看守”；那人叫我跟着他走。这栋建筑物的内部，中间是一条走道，两旁有一个个房间。我的牢房在楼下左边，是第三或第四间。
牢房的面积很小。我看到里面已经关了两个人犯；年纪大的那人，就是吴石，约50岁，只是当时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我那年才23岁，所以觉得他已经相当老了。吴石有些胖，身材不高，脸形是圆的；他头发很短，像个光头。那一天吴石把腿盘起来，坐在地板上看书，身旁也放了几本书，叠在一起。我心里想：“这么好，还有书可以看。”后来我听到吴石说话的口音，就晓得他是福州人，因为福州口音很好认。我的电信局同事中，有几个是从福州来的。
房里另外的一个人，大约40岁，个子高大；以后我由各方面去判断，他可能是山东人。那天我走进房间时，吴石转头看看我，没有说话。山东人向我打招呼，问：“你住哪里？”我简单地回答他：“台北。”“在哪里服务？”“电信局。”“什么事情把你抓来？”“不知道。”那人说：“既来之，则安之。没有事，没有事，放心啦。”
牢房的三面墙壁是水泥，一面是木头的门；看起来，整个空间像是日本式的。地面铺了木板，天花板也是木头材料。那个天花板的中央，安装了一个小电灯。房间面积大概只有三个tatami。（tatami就是日本的迭席，大小等于一个单人床，但稍微窄一点；当时的台湾，常以tatami来计算室内的面积）
在房间里，后面墙壁的上方，有一个很小的窗子。门旁边的墙上开了小洞，“看守”可以从那小洞监视人犯。在门的下部，也有一个洞；每天我们吃的饭菜，就从这洞口送进来。平时，“看守”一直在走道上走来走去。
每天有一次“放风”，但时间很短，才十分钟。放风有时是在上午，有时在下午。如果“看守”把门打开，喊一声“放风”，我们就走出去。院子里只有草坪，没有树。我们在院子活动时，一个看守站在旁边监视。各牢房人犯的放风时间，似乎是错开的，因为我没有见过其他房间的人。
放风之后，吴石和山东人可以去洗澡。我因为什么用品都没有，所以被关在“南所”大约一个月期间，我都没洗澡、洗脸和刷牙。
“南所”的建筑已经有些旧了，但环境还好。牢房里没有桌椅。靠近门的地方，放了一个马桶。每天晚上，我睡在门旁边，吴石睡中间，那山东人在最里面。
被关在南所的人犯，一天吃两顿饭。上午吃稀饭，每个人大约有十颗花生米；好像偶尔能吃到豆浆和馒头。下午送进来的饭菜也很差：小盆子里放了白饭，每人可以分到两碗。所谓的“菜”，几乎每天都是冬瓜汤，是装在铝盆里，大家一起吃；一个人大约能吃三块冬瓜。有时候，厨房会用空心菜代替冬瓜。
吃饭时，我们三人围着坐下，饭菜放在中央。从第一天起，我就发现吴石可能不是一般的老百姓。因为每次都会送来一个小盆子，装着别的食物，是专门给他吃的。盆子里有肉、鱼，比一般人犯的伙食，要好很多。那个山东人似乎同吴石有些熟悉，因为他会吃吴石的菜，也主动向吴石说话、“献殷勤”，例如他问吴石：“还要不要再装饭？”那人对我就不说这些。
三四天后，吴石招呼我吃他的菜。后来我跟吴石比较熟了，有时会吃他盆子里的东西。吴石整天都很安静，几乎是从来不讲话。在他脸上，我看不出什么表情。他也没有明显忧愁的样子，可以说是相当镇定。吴石能够这样，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我对自己的命运就感到害怕，也担心家人和同志的情况。
在白天，吴石通常是一半时间在看书，其余时候就躺着。他要看书时，就坐在窗外光线照得到的地方。吴石一直在读同样的书。有一次他两手把书拿得比较高，我看到封面印着“中国文学史”几个字。他在牢里，好像还有一支笔。不过我现在始终想不起来，他究竟有没有戴眼镜。
吴石把另外几本书放在地板上，都是相当厚的、硬壳的精装本，而且是旧书。我对这些书籍有点好奇，但不敢去动它们。有一次我歪着头，看一下书的侧面。记得其中有两本是《中国史纲》、《世界史纲》。因为房间太小，又不通风，有时吴石就只穿着汗衫。我自己什么东西也没有，只有身上穿的那一套，没有替换的衣服。吴石的衣物比较多，有枕头、毯子（或被子）和内衣、外衣。他换下的衣裤，会交给“看守”送出去，也有人给他送来干净的衣服。
我进来约两三天以后，听到那山东人说，他是上校，在国防部某单位工作，因为金钱方面出了问题，所以从半年前，就被关在这里；不过他的问题已查清楚，没有事了，大概一星期后就可以回去。那人还说，如果我和吴石有事要向家人交待，他可以帮忙传话。
我始终没问山东人姓什么。当时我心里恐惧，也知道有“窃听器”这类东西，所以任何话都不敢讲，只是用耳朵听。有时“看守”会把山东人叫出去，这种情形发生好几次。
大约过了几天，山东人和吴石互相在“咬耳朵”……小声地说话，看那样子，他们是怕我听到。接下来的几天，他们都这样讲话。
山东人又向我们说一些“已经调查完毕，很快就会被放回去”之类的话。果然，两三天后“看守”喊那人的名字。他收拾几件衣服，弄成一个小包袱，就走了。
又经过两天左右，吴石在晚上被叫出去。我想，大概是要审问他吧。整个夜里，只有我一人在房间睡觉；直到天亮，吴石还没回来。他的书堆在地板上；我过去看看。那本《中国文学史》封面，有毛笔写的“吴石”两字。字很端正。我这时才知道他的名字，心里在想：“这个名字不错嘛，很简单，好写又好记。”
下午，门突然被打开，两个特务很粗暴地把吴石丢进来。那门又立刻关上。我去查看他的情况。吴石被凌虐得很厉害，躺在地板上不动，也不讲话。当时他没有穿长裤，身上到处是伤，皮肤是红的、紫的，腿也肿得很大。
吴石一直是躺在那里，我也没讲话。大约过了一两小时，他慢慢坐起来，靠着墙壁，仍然没有开口。之后，饭送来了。吴石指着他的那盆菜，很虚弱地对我说：“吃吧，吃吧。”可是他自己并没有吃东西。我因为胃口很差，没有吃他的食物。我问吴石的情形，他说：“我被用刑了。”我又问：“什么事啊？”他说：“没什么事。”
在那以后，“看守”每天会叫吴石出去擦药。不管是白天、晚上，他都躺着不动，也不看书。我问他：“有没有我可以帮忙的？”吴石说：“不用，不用。”他只吃少量的东西，喝一些稀饭和汤。
三五天后，吴石好一点了，有时坐起来看书，读的还是那本《中国文学史》。我问他：“你是什么事情？”现在我不记得他是怎么回答。我看吴石不像坏人，很同情他。我是个社会主义者，在那时的前几年，台湾发生二二八事件，所以自己痛恨蒋家政权。我猜想，吴石应该也是反对国民党的。我想知道他的情况，但又不敢多问。
他也跟我交谈，问我“是哪里人，在哪里工作”等等。我对他说了，他点点头。吴石又问：“你是不是蔡孝乾的案子？”我说不知道。我现在觉得，吴石判断得不错，但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蔡孝乾是谁。我们有时候会说说话，不过现在我已忘记内容。吴石和我互相比较熟悉了。我心里怀疑那山东人有问题，吴石可能中了圈套。虽然我这样想，但这事情太严重，不适合跟吴石谈这些。
过了一两个星期，有一晚上，吴石又被叫出去，也是第二天下午才抬进来。
这次吴石更加痛苦。他睡了一天一夜，没有动，眼睛闭着，一直发出呻吟的声音。我有向他表示关心，现在不记得他是什么反应。我不敢吵他，而且自己害怕，知道这也是我将来的遭遇。每次饭菜被送进来时，我都会劝吴石：“还是要吃一点。不吃不行。”他勉强爬起来，吃一点点，喝一些汤。我看到这个样子，心里实在很难过。又过一阵子，吴石的身体有些恢复。一天，“看守”把门打开，喊我的名字，说：“出来。”这次轮到我了。
审问我时，那些特务分成三组，每组两个人，轮流进行。大约二到四小时，就换班一次。在那房子里，很强的灯光照在我脸上。用刑是非常可怕的。那些特务没有人性，不是人，简直是禽兽、魔鬼。我被抬回牢房时，也是不能动，只能躺着，连续几天都是这样。吴石自己虽然也很虚弱，但会对我说些鼓励的话，例如：“忍耐一点，忍耐一点。”送饭进来的时候，他会说：“吃饭啰，吃饭啰。”又过来问我：“可不可以起来？”并且叫我吃他那一盆食物。我没吃他的菜，实在是吃不下。我对吴石是感谢的，因为从他的眼神、口气，可以看得出来，他是关心我的。
在狱中被用刑，而且在牢房里安插了卧底的特务，这些情况只能说明：吴石和其他囚犯不同是，他是高级将领，他的神秘背景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调查。在保密局眼里他是一条大鱼，岂肯放过？
吴石在保密局监狱的日子一定过得相当痛苦，在将近3个月零11天的时间里，每天他都要准备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听到走廊上脚镣的声响，看到牢门钥匙的转动，等候与死神见面。面对十人九死的黑狱，吴石知道，没有任何指望会走出这深牢大狱。他的遗书早在狱中预先断断续续草就，在就义前的一刻用一首七言诗作结尾。遗书写在《元赵文敏九歌书画册》的背面，为行草所书。多少年后，他的亲人好友读到了意味深长、字字珠矶的2000多字的遗书，心中滋生感怀。我想，吴石要使这份生命中的最后文字，传到狱外。尽管在当时的环境下，许多事不宜充分表白，有些文字还有些晦涩，但这最后的遗言已传递出他心底的颤音。这里面有他对亲人最深的怀思，有他对理想最挚拗的坚守，有他对热心人帮助的深情答谢，有他对弘扬清廉家风的最后叮嘱，有他为民族命运不惜牺牲的心声。
打开遗书，其内容震撼人心，全文实际上由三个部分构成。
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为以下部分，约2000多字，陈述自己的经历，亦交代后事。
我家累世寒儒，读书为善，向为乡邻、戚友敬爱。先君生余，已届晚年，所期许者甚深。余于民元参加学生军，北伐满清，未几和议告成，乃从入伍生而预备学校、而保定军校，嗣更留学日本炮兵学校与陆军大学。在学时期，以勤苦劬学闻于侪辈。保定军校与留学日本，均得以第一人卒业。任事以还，忠慎勤清，绝不丝毫苟且，一息偷安。凡我师生僚友，无不称道，不绝于口。所著成绩，知我均能道之，不愿具述。
余韶龄颇聪颖，第因体孱多病，先君又衣食于奔走，致少年失学。幸入军事学校后，自知励志禅力苦读，不特文艺学术出人头地，而体魄与术科亦极强胜。壮岁旅居北燕，受业于何梅生先生之门，经义诗词亦见精进，极蒙梅生夫子之赞许。友朋多以十二能之人自我，盖谓娴中外古今兵学，通文学，能诗、能词、能书、能画、能英语，能日语、能骑、能射、能驾、能泳也。不图今日竞陷此悲境，不能自保其身，亦可痛也。
自幼读书，颇知敦义爱人。自为学至于任事四十年来，对于助人一事，往往超越一己能力范围，对于恤贫周急，以及患难、失业之救济，冤狱之平反，慈善之提倡，经予一手力行者，不知凡几。今兹陷于囹圄，又复伊谁能救我乎。可笑亦复可哀！
余年廿九，方与碧奎结婚，壮年气盛，家中事稍不当意，便辞色俱厉。然余心地温厚，待碧奎亦克尽夫道。碧奎既能忍受余之愤怒无怨色，待余亦甚亲切。卅年夫妇，极见和睦。此次累及碧奎，无辜亦陷羁缧绁，余诚有负渠矣。提及儿女，至为伤心。长男美成原在武汉大学肄业，不幸于民卅五乘轮返京途中轮遭回禄，美儿失踪至今生死未卜，余与碧奎朝夕思念不置。二男展成生二月而殇，四男、五男均于抗战期间因乏良医良药，一因脑膜炎死于桂林，一因肺炎死于贵阳。两儿聪颖异常，爱我尤甚，均遭夭折，岂不痛哉。三男韶成、长女兰成，原在南京中大与上海医学院肄业，音书断绝，已期年矣。余最钟爱之少子健成今年才六龄，自伊呱呱坠地以来，虽未久离余膝下，朝夕拥抱调笑，无所不至，其足以解我忧愁。诚惟此子是赖，春间方报名入私立幼稚园，余尚未见其入学已被逮，不知父子尚有见面之日否？思之不禁泪涔涔下矣。
余著述除军事学课本多种不计外，第一部出版者为《兵学辞典》，抗战前虽再版，抗战间继续三版，并继以初、续两编刊行，国内外莫不视为最优良之军学参考，胜利后本拟综合三编重新修订，以人事总未果。在陆大教授时代，尚编有《孙子兵法简编》及《克罗则维兹兵法研究》，已印行。《左传兵法》初稿已完，惜于桂柳会战原稿遗落，近正思着手重编，亦未果。抗战以来，编有《新战术之研究》、《新国防论》、《游日纪行》（是稿尚存颂络处）。近来，对于文武并重之精神力加提倡，著有短编约十种；尚有《抗日新战法》、《抗日回想录》、《历朝武学集解》等书，均集有资料，正拟着手编纂，今此愿恐难偿矣。诗有《东游甲乙稿》已印，《牙牙集》与十年来所成诗稿均未印，词稿百余阕，亦于战时丢失。是均愿知我诸友好，设若予有不幸，为我辑印之也。
余惟一资财全在书籍。民国二十六以前，在南京所有者最为可观。中以日本一切军事学参考资料（中有日本秘密兵书甚多）与余在日本陆大所得教程与个人战术战史作业等原件最为珍贵。其他各种古书，亦不在少数。乃因抗战撤退南京，所携带者仅少数而已；在桂亦经添补，桂柳会战退却，亦无法携带，遭二度损失。胜利后，复经多方收集，大部在福州乡中，亦望将来儿辈善为整理保存。如能请诸友好协助为我设小规模图书馆，以作纪念，俾我爱书与好读之美习，传诸后人，则何幸如之。
余素不事资产，生活亦俭朴。手边有钱，均以购书与援助戚友。抗战前余薪入较丰，所羡余于抗战期间，补贴无遗。胜利后，以人事纷冗，用度较大，有赖刘功芸兄与长芝族重侄经济上援助者靡甚，余何能忘之。所望儿辈体会余一生清廉，应知自立为善人，谨守吾家清廉俭家风，则吾意足矣。
十余年来风尘仆仆，又因抗战八载以迄于今，戎马关山都无闲逸之境，致读书养性功夫，大大欠缺。而有今日失足，夫复何言，夫复何言！
天意茫茫未可窥，悠悠世事更难知。
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
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
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
1946年年底，“国防部”监察局派吴仲禧到广东查办广州行营仓库失火和海口接收敌产贪污嫌疑两案，同时还派了一个上校科长随行，名为助手、实为耳目。他们到广州后，先拜见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张发奎听说要查行营仓库失火有无虚报一案，十分生气，冲着那个监察局科长说：“一个行营主任连仓库失火损失的报告材料都不可信，那行营主任还能当下去吗？要查张某有无从中舞弊也可以，就请陈总长（陈诚）派大员来查吧。”张发奎声色俱厉，讲完就走了。那个科长为之哑然失色，很久讲不出话来。时任“国防部”监察局局长彭位仁闻报虽无可奈何，但却怀恨在心，埋怨吴仲禧没有出来替监察局说话，甚至怀疑他挑唆张发奎来压他。1947年年初，吴仲禧到海口查案时，军统特务蔡劲军因过去在韶关时密告未成，现又来查其部属的贪污案情，便指使人诬告吴仲禧接受贿赂，彭位仁乘机借题嫁祸吴仲禧，下令将他扣押，移送“国防部”军法局看守所候审。这个莫须有的罪名当然不能成立，但吴仲禧却被关押于看守所近两个星期。吴石知道好友遇到麻烦后大为光火，当面责问彭位仁：“哪里有没查到实据就扣押高级将领的道理？”后亲自派车把吴仲禧接到家里，这一风波才得以平息。吴石就是这样一位敢为朋友主持正义的人。
1946年9月的一个周末，吴石与家人及儿子同学一起去郊游。“那天车刚开出不久，在市内大道一个骑自行车的年轻人在我们吉普车前抢道横跨过去，虽然急煞车但仍把这人绊倒了。伯伯赶紧下车把这人扶起，并令司机赶紧驾车把他送入就近医院……经过急诊检查，并拍了X光照片，最后确定只是外表轻伤，大家才松了一口气。但伯伯仍给他留下了车号、电话，并掏出了身上所剩的钱给他才离开。”当时年仅20岁的罗伯鹏⑥在事过几十年后写下这段真实的回忆，在这里让人很难将之与挥斥方遒的将军联系起来，将军仁爱之心苍天作证。
另一方面内容侧重记录入狱的情况，在前文已提及，这里不赘述。
对子女的叮嘱构成遗书另一方面的独立内容：
学女，乖乖，要小心好好的看着，一切家中事请教胡伯伯（指胡雄将军，曾与吴石一家住在南京翠琅村一号），加请其照顾帮忙，门户好好的看，东西要收拾清楚，爹字。
这里的“学女”指女儿吴学成，“乖乖”指小儿子吴健成，寥寥数语，恍如亲闻一位慈祥的老父亲对子女的临别叮嘱。这些话絮絮叨叨，周详恺切，至情流露，感人至深。
可以说，吴石将军在遗书中发自内心的最真实的情感在纸间蔓延，字里行间透露出吴石将军当时的心境竟是如此的坦然从容，人们从墨迹中感受到的只是凛然正气和心灵震撼。遗书流露出在最深的苦难中对世界和人生的深深思考，将一个硬汉的柔情与决绝表露无遗，将苦难的伟大自然呈现。
陈宝仓将军
陈宝仓是迟于吴石入狱的。陈宝仓中将（1900—1950）与吴石并非同一谍报系统。1948年春，陈在香港加入地下民革，并得到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有关方面负责人饶彰风、方方等接见，陈表示可赴台湾为实现祖国统一做工作的愿望和决心。1949年受中共华南局和民革中央的派遣赴台湾工作。关于陈宝仓将军的印象，早在1939年就有一个叫石辟澜的记者作过生动、具体的描述。石辟澜在《当粤北最紧张的时候——陈宝仓将军印象记》⑱一文中，用极平静的口吻述说了1939年末粤北的粤汉铁路保卫战中对陈宝仓的印象：
因为陈将军（指陈宝仓将军）关心文化、爱护文化、关心青年、爱护青年，所以我有许多机会看见陈将军魁梧的北方人的体格，一个现代军人应该具备的典型，时常显现在许多武装同志的中间，远望之显然充满了威武的气概！但稍一亲瞻，则盈溢着温雅的斯文气质，一副厚道的、可亲的、安详的面影，自然、和谐、平润的谈吐，使你简直忘记这是一位指挥杀敌的抗日军人。我曾经和陈将军说过：假使陈将军就文弃武，以您的文化素养和循循善诱青年的热情和态度，那一定要成为广大青年所拥护的教育家无疑。当然，陈将军只有谦虚地一笑置之。其实，除了这之外，陈将军在军事学上的修养以及对敌情的判断，调度谋划的准确及时，凡是读过陈将军《天寒岁暮敌之总崩溃战》一文的人，就应该相信陈将军是一位文武兼备的军人。在宣城之役，陈将军曾经被敌机轰炸而受重伤；阳新之役，因陈将军对工事构筑、炮兵运用的详密准确而获胜。乃至来粤后主办游击训练班和党政军干训团的周密计划，爱护学者；在长官部内，受各级工作人员的敬爱，被呼为“阿爸”等等，都证明陈将军是一位娴于韬略而富于温良儒雅气质的军人。
也就是这位军人1945年10月25日，作为国民党军政部胶济区接收委员，与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六师司令谢勃耳一道，在青岛非常荣光地主持了受降仪式，在习习海风的吹拂下，接受日军代表、驻青岛日军司令官长野荣二的投降，一扫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军阀的威风。当时，有人拍下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前几年这张经典老照片在青岛被发现，轰动一时。在国民党保密局的档案资料里对他则用“狡狯”、“镇定”一类的词语来形容。从他那魁梧而正直的形影上，不难看出这是一条让毛人凤们头疼、发怵的燕赵好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