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16日清晨，吴石携家眷乘军用飞机在福州上空盘旋，而后往东南方向离去。他面对逐渐渺远的福州市景，深深沉陷在告别家园的复杂情绪中，心中默念：福州，我不久就会回来！在他心里越来越明确的判断——台湾的解放只是时间的问题。而此时，他的挚友何遂根据组织的安排已在台湾执行任务，等待与他会合，谋划策应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大军，实施重要军情、阵前起义等要事。
而他另一位挚友刘斐和袍泽黄绍竑已在北上的路上，走在通往迎接新中国的路上。之前，刘斐作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在香港，他联合44位国民党知名人士策动了名噪一时的“香港起义”，发表《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宣布同国民党政府公开决裂。过不久，中共华东局驻港负责人、也是后来成为吴石的直接领导人万景光，受中共中央的委托，安排刘斐等爱国人士北上，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防国民党特务破坏、阻挠，万景光为他们安排“海上秘密交通线”。刘斐、黄绍竑登上一只小汽艇，悄然驶到香港禁海，然后再转到一艘载重1000多吨、挂着葡萄牙国旗的轮船上。原来这是一种掩护的办法——因为它在海关注册是开往汉城的，所以现在就向汉城北驶，但开到山东半岛外，便向西入青岛停泊了。他们在青岛登陆，旋即改乘火车到济南，转北平。一路上，刘斐、黄绍竑兴致勃勃。在船上，他们凭栏远眺，只见海天辽阔，波影粼粼，那月光如水、水如天的情景，真使他们心胸坦荡，明月入怀！刘斐情不自禁，忽然顺口吟道：“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①”黄绍竑也随之吟道：“大海从鱼跃，长空任鸟飞②。”还填了一首叫《木兰花》的词，其末尾两句：“海天明月最关情，深夜照人明里云。”其喜悦心情溢于言表。与他们的轻松、欢愉相比，吴石则进入危机四伏的台湾，正执行特殊的使命——配合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做解放台湾的准备工作，艰难而危险。
从1949年8月16日赴台，到1950年3月1日被捕，到6月10日殉难。吴石在台湾的潜伏生涯一共有10个月的时间，这是吴石生命中最后的10个月，也是壮怀激烈的10个月。
最坚强的堡垒往往从内部被攻破，最成功的潜伏者往往因叛徒的出卖而暴露。作为潜伏者，吴石有着完美的身份掩护，虽在抗战前后以及解放战争中、末期与中共有过密切接触，但从未引起怀疑。来到台湾后，“国防部”参谋次长的身份不仅使他得以进入国民党军事机构最高决策层，更为他的潜伏增加了安全系数。军队最高决策层成员是敌对方的间谍，这即使在最具怀疑精神的反间谍人员心中也着实难起疑心。正因为如此，朱谌之在台期间与吴石前后秘会6次，从未发现，从吴石到朱谌之到基隆码头的秘密交通员再到香港至内地，这条情报链一直安然无恙。
有材料称，吴石进入台湾后中共地下组织给他的代号为“密使一号”。这纯属虚构。也有资料称，吴石是战斗在台湾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并且是中共特别党员。这是离谱的说法，无事实根据。事实上，吴石没有在组织上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在中华民族的关键时刻自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对于台湾，吴石并不陌生。且作为福建人，对台湾缘更亲、情更深。其实，在前面已提到，1945年在台湾回归前他就牵头“闽台协会”，为台湾回到祖国怀抱提前准备。早在1947年3月，他第一次来到台湾。当时，在台湾刚发生二二八事件。受蒋介石的指派，“国防部长”白崇禧率领一个由军、政大员（包括蒋经国在内）组成的代表团到台北，调查事件始末经过，进行“宣慰视察”。吴石作为代表团成员参与了全过程。在台湾停留三星期后，白崇禧对台湾全省发表广播讲话，宣称国民党对二二八事件的处理，将“秉持和平宽大的原则”，残暴的军事镇压至此告一段落。为平息愤怒的情绪，国民党当局准备调整台湾的主官。这时，白崇禧极力向蒋介石推荐吴石出任台湾警备区司令。蒋介石知道白崇禧被誉为“小诸葛”并非徒有虚名，不能不多加戒备，对吴、白之间的关系早有耳闻，自然不予首肯。吴石的台湾之行让他直接感受到进步的力量和作用。回大陆后，曾对吴长芝说：“台湾事件是倒蒋行为，有进步的作用。问题在于陈诚要掌握台湾，肯定还要用镇压手段。如果进步力量有办法派些人员去台湾工作，这倒是个好机会。”③这次台湾之行，吴石与台湾结下不了情。
1949年年底，蒋介石政权的残余力量已基本集中于台湾，令这个突然拥挤的岛屿变得十分敏感而危险。这些残余力量中不乏国民党中的精英分子和忠诚的骨干人员。他们看来“汉贼不两立"，更加仇视共产党，在岛内一再掀起“反共”高潮。台北街头、火车站、公共场所，处处可见台湾当局用红墨水写的枪毙刑者名单的布告。电影院每次放映电影的第一个字幕就是“通匪者杀”。在台湾的特务并非等闲之辈，特务之多之恶已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原来只在台湾设立一个站的“中统”和“军统”组织悉数搬到台湾。原来只负责搞军事情报的各军种、兵种的第二处（即情报处），此时也插手社会治安。再加上省保安司令部、宪兵队、警察局等，甚至连“国防部”的技术总队都在抓人、办人。在有限的台湾岛内，横行着“调查局”、“保密局”、“军情局”、“宪兵”、“总政战部”、“国防部二厅”、台湾省警务处等多重特务体系。特务机构在各阶层、各部门、各团体遍布眼线，并在政府部门和学校中普遍设立安全室。从党政机关到中小学校，从军队系统到社会各界，特务无处不在，无时不在。7大特工系统中，仅就警察系统而言，其规模、权限就到了惊人的程度。全岛有10万多名警察，分属于台湾省警务处、20个县市警察局、87个分局、187个分驻所、12698个派出所、5027个警勤区，警察网遍布岛内各个角落。加上另外系统的特工人员，台湾人民随时随地处于警察和特务的监控之中，台湾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对中共地下组织构成极大的威胁。据陈宝仓之女陈禹方回忆，在她每天上学的路上，常能看到呼啸而过的军车，车上站着成排被五花大绑的人士。
在这种情况下，1950年新年来临之际似有不祥预感的陈宝仓将军决定让家人撤离，移往香港。就在家人离台不到三个月，不幸就发生了，后文另叙。
这时，何遂和女儿、中共地下党员何嘉按照组织意图正在台北等候吴石的到来，策动其继续为中共提供国民党内的重要情报。中共华东局原本打算委托何遂以其灰色身份作掩护，留在台湾工作。此前，何遂的次子何世平已在1947年由中共上海局派到台湾，在台南、高雄等地盐务机构工作三年多，已经有很好的身份掩护。何遂的妻子与他们一家人同住。1949年春，何世平的直接领导人张执一还专门到台湾检查并安排过他的工作。5月随着上海的解放，出现一个新的情况：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西方对共产党能否成功接管上海十分关注，外电包括港、澳媒体对上海市军管会组成人员情况进行了详细的报道，何康及其职务——上海军管会农林处处长上了报，其身份被曝光。这消息传得很快，何世平的同事公开散布：“何家兄弟都是共产党。”这使何家人失去在台湾继续工作的基础。鉴于这种情况，组织上急令他们撤出。
这段时间，吴石与何遂在台北接触频繁，以携带家人游山玩水为名进行密商，对工作进行安排。
当时，中国大陆的战局已经明朗，蒋介石集团进入生死之局。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已制订了乘蒋介石在台湾立足未稳，于冬季立即攻取的计划。1949年3月，台湾问题在中共中央的议程里正式被提及。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即将成立的华东局管辖范围，毛泽东提出：“还要加上台湾。这地方很应该注意，有海军、空军及其他军队，有资财，很有生意做。”当时，实际主持华东局军事的是第三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粟裕，他在毛泽东心目中是五员最能打仗的战将之一。粟裕提议：“解放上海以后，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解放沿海岛屿和台湾，进军福建是肃清残敌的问题。”根据中央军委的意见，指挥第二野战军的邓小平于3月14日给军中的刘伯承、李达发去电报，要求二野渡江之后“两年内留华东，不作新的机动”。第二天，新华社代表中共中央发表了社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这时候，东部成为主要对峙战。
两个月后的5月23日，形势发生剧变，解放军已渡过长江占领南京，亚洲第一大城市上海攻克在即。美国方面出于对国民党政府极度腐败的失望，没有作出任何反应，美国大使甚至留在了南京观望，没有随国民党政府撤往广州。面对比预想快得多的军事决战胜利，在北平香山双清别墅的毛泽东决定改变原来的战略对策，经过会议研究，发出电报，要求二野准备“全军向西进军”，在西南全歼国民党军队的最后主力；只把三野放在东南，一方面严守对外的门户，一方面准备进攻台湾。尽管分兵削弱了东部的兵力，进攻台湾的步子并没有放慢。毛泽东要求攻击上海的三野一部承担进攻台湾的任务，一部进军福建，为进攻台湾扫清外围屏障。5月23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拟电告三野：“你们应当迅速准备提早入闽，争取于六七两月内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入闽部队只待上海解决，即可出动。”这一变化令三野高级将领吃惊，因为原定是一年后才进军福建。当时兵团司令员叶飞即在电报中说明：十兵团伤亡较大，且极疲劳，希望休整一个月再于7月上旬进军福建。6月2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以叶飞三个军入闽，行动时间如能提早至本月下旬更好。”6月14日，毛泽东代中央军委来电同意推迟入闽，但要求：“请开始注意研究夺取台湾的问题，台湾是否有可能在较快的时间内夺取，用什么方法去夺取，有何办法分化台湾敌军，争取其一部分站在我们方面实行里应外合，请着手研究，并以初步意见电告。如果我们长期不能解决台湾问题，则上海及沿海各港是要受很大危害的。”
这是毛泽东正式提出解决台湾问题的最早电文。应中央的要求，华东局在报告中提出了解放台湾后的组成政权人员：舒同为中共台湾省委第一任书记，刘格平为省委副书记，省委、省政府各部厅、各地委、各县委的班子都已经组建，并集中进行有关台湾知识、政策的培训（后来进攻台湾没有实现，原定赴台接管的人员班底转去开办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同时派遣一些情报人员随国民党政府撤退到台湾潜伏下来。舒、刘都是山东根据地干部，为什么由他们来组成台湾省委，因为负责进攻台湾的是山东过来的三野，山东渤海区也是中共唯一临海主要根据地，拥有从汪伪军接管过来、成立最早的海军部队。6月21日，毛泽东再致粟裕电报，把“准备解放台湾”列为“你们面前目前几个月内有四件大工作”之一，并指出：“不占领台湾，则国民党海空军基地不拔除，时时威胁上海及沿海各地；不占领台湾，则数十万吨船只不能取得，沿海沿江贸易受制于外商航业界。”电报明确要求：“我们希望能于夏秋两季完成各项准备，冬季占领台湾。”这是第一次为解放台湾列出时间表。7月，毛泽东与朱德在中南海颐年堂研讨了进攻台湾的问题。他们认为：只要苏联援助我们几十架飞机，掌握了制空权，解放军就可以发起进攻台湾的战役。7月10日，根据朱德的建议，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我们必须准备攻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内应及空军。二者有一，即可成功，二者俱全，则把握更大。我空军要压倒敌人空军，短期内（例如一年）是不可能的，但似可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远方学习六个月至八个月，同时购买飞机一百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部队，掩护渡海，准备明年夏季夺取台湾。同时须考虑一个条件，即在闽、浙两省建立飞机隐蔽库，即掘大山洞藏飞机。如无此项条件，则飞机不能隐蔽，亦不济事。”8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接见张爱萍等海军将领，布置进攻台湾任务。毛泽东说：“台湾不解放，国家就不安宁。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我们也一定可以解放台湾。”
两者结合起来看，当时中共既希望能够采取里应外合、分化瓦解、争取敌军起义的办法，用“较快的时间”即在1949年冬季解决台湾问题，因为这种办法在北平及后来的湖南、云南、新疆、四川都取得成功；进攻台湾没有空军支持则相当困难，需用较长时间进行准备，把最后进攻时间定在第二年夏天。据此，7月4日，刘少奇在莫斯科向斯大林提出的报告说：“台湾、海南岛和新疆，要等待明年才能占领。台湾因有部分国民党军队做内应，可能提早占领。”
但是情况并不比原来设想的顺利。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攻打金门失利。11月，攻打舟山群岛再次失利。这两仗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发起的渡海作战敲响了警钟。
蒋介石集团只凭借台湾海峡固守台湾，而海空力量薄弱的人民解放军要跨海作战，来自内部的准确情报就成为具有特殊意义的一环了。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无论吴石还是何遂和何世平、何嘉兄妹，都相信共产党将不惜代价通过军事手段解放台湾。这样，吴石确实面临人生重大的抉择。他虽然已经对人民解放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但到了台湾，因海峡阻隔，基本上中断了与中共的直接联系，也可以完全切断这种联系。如果选择继续为共产党工作，就必须在组织上建立更紧密的秘密联系，那无疑是极大的冒险。吴石恰恰作出甘冒斧钺的选择，主动与共产党接上关系，完全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为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统一效力。吴石作出这样的决定并不是一时的冲动，据何世平回忆：“我和何嘉随父亲多次在台北见到吴伯伯，谈及当前时局发展情况，这时我父亲把我的身份告诉了吴伯伯。”④可见吴石清楚自己该干什么。当事人吴石好友何遂之女何嘉后来的回忆也充满深情：“八月在台北，父亲和吴伯伯接触密切。为了人民解放事业和避免祖国的分裂，吴石甘冒斧钺，同意继续为共产党工作。我们并在香港协助吴石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这段生活很特殊，由于工作关系和环境险恶，我和父亲的关系有了不寻常的变化，我们既是父女，又是为完成一个共同任务而努力工作的同生死的战友。”⑤
形势日紧，白色恐怖日益笼罩全岛。吴石一再催促何遂赶紧离开台湾。经过商量和安排，何家人分两路离开台湾。9月初，何遂的妻子、何世平一家和何嘉从水路走，由基隆乘船到广州，然后转往香港。随后，何遂则由空中走，吴石为何遂买好从台北直飞香港的机票，亲自送何遂到机场，看他走进飞机机舱才放心地回去。1965年，何遂在北京白塔寺自己寓所对造访的吴石儿子吴韶成谈到自己1949年年底撤离台湾时的情形声泪俱下，哽咽地说：“当时台湾风声已经很紧，情况很不好，你父亲一再催促我赶快离开虎口，免遭不测。我也力劝他赶快离开。你父亲对我说：'我不要紧，有国防部参谋次长这样牌子掩护，你快走。'就这样，你父亲替我买了去香港的飞机票，第二天亲自开车把我送到飞机场，直至上了飞机才离开。你父亲和我40年之交，非同一般，情同骨肉，他关心我胜过关心自己，不意从此竟成永别！”
紧接着，吴石也悄然来到香港。经何嘉联系，由何嘉陪同吴石到港岛牛奶公司与中共上海局干部余秉熹见面，他们单独作了长谈。他们之间说了什么话，现在无从知晓，但应该做了很好的安排。2009年5月，83岁高龄的何嘉很清晰地告诉我：两人出来后，一脸的轻松，事情进展令人满意。事后，何嘉陪吴石渡海过九龙，吴石笑着对何嘉说：“小妹，我该给你买双鞋了，为我们的事情，你的鞋都跑坏了。”吴石对何家子女，一向是很亲切随和的。这次吴石很快就回台北了。
10月初，吴石再次来到香港。何嘉再去找余秉熹。余说：“万景光已来香港，这个事情今后由万景光负责。”
万景光时为中共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驻港的负责人。
万景光人称“小万”。“小万”，这位在国民党“保密局”人员眼中“妖魔化”了的人物，被他的对手们称为“中共对台湾秘密工作的魔手”、“中共对台湾工作的主角”，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早在抗战之初，还在复旦大学学习的万景光，作为“两广同学抗敌后援会”的骨干，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下，为上海人民支援新四军、向抗日武装输送募捐款和各类物资奔波，跟国民党、三青团中的顽固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万景光奉命转移到苏（州）常（熟）太（仓）游击根据地，继续为党工作。抗战胜利后，万景光积极投身上海的爱国民主运动，根据组织的意图，万景光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1945年12月30日在上海科学社召开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大会，到会代表有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雷洁琼、刘大杰、柯灵、赵朴初等26位知名人士，万景光名列其间。1946年年底，经中共上海局研究，万景光被派往香港建立上海局联络点（办事处）。万景光到香港后，利用其父吴叠卿在香港开设的永春堂药店作为通讯联络点，并在摩利臣山道26号租房，作为宿舍和办事处；职业掩护方面，万景光通过岳父冯少山的友人、曾任“国大代表”的陈大勋律师的关系，同陈在香港德辅道合开荣记行（后改为国新公司），自任副总经理，以便公开活动。1947年1月初，上海局副书记刘长胜到香港，指导办事处开展工作。后来，刘晓、钱瑛、张执一、沙文汉以及陈修良等领导同志来港后都曾在这里居住、主持各项工作。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刘晓返回解放区，上海局驻港办事处由沙文汉领导，办事处的隶属关系也改为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第二工作队，工作重点转向对台工作，展开情报搜集与策反活动，为配合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行动做积极的准备。
第二天，万景光就到九龙塘沙福道李朗如（曾任孙中山的侍卫长，香港“陈李济”老板，解放后曾任广州市副市长，他是何遂长子何世庸的岳父）家看望何遂，随即由何遂之子、李朗如女婿、中共党员何世庸陪同去见吴石。
谈完话，告辞出来，万景光又命何嘉去送吴石。
当天下午，吴石就要回台北。何嘉受万景光的委托，专门送他到启德机场，目送他离去。回台后，吴石度过人生中的最后一个生日。1949年10月6日（农历八月十五），吴石与妻子商议，到台北照相馆留影纪念。这些照片成为他与家人在一起的最后影像。在照片中，仅吴石及其夫人、小儿子三人，明显的不是一个完整的家庭合影，但却是合家欢的缩影。或许在吴石将军心里，最迟不过明年，一家人会团聚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台湾的环境日益险恶。吴石派人多次向在港我情报机构报送重要情报。这样的情报传递是极易被察觉，有着暴露的危险，也会影响到吴石本人的安全。为此，万景光感到焦虑与不安。如何为吴石这位高级情报关系建立秘密联络交通，确保这条重要情报线的安全，他认真思考着……
1949年10月6日，吴石、王碧奎与最小儿子的中秋合影
在台湾，经吴石的精心运作，秘密情报工作进展很快，铺开的面也极广。正如江南在《蒋经国传》中所说：“吴石在台湾的特工工作，遍及东南长官公署、保定司令部和空军部队。”⑥对吴石向我党提供情报的重要性，李资生在《台湾大间谍案破获始末》文中也不能不承认吴石“忠诚过度”，指出：“吴石是一个忠诚过度的情报员，他以参谋人员的立场，猜测中共目前需要的情报，而加以有意的收集。他并且懂得情报的要次，特别注重数字、图表，使得朱小姐转送过去的资料，都对中共具有极大的价值。”⑦
吴石这一渠道是大陆掌握台湾情况的重要管道。万景光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应万景光的要求，中共华东局社会部经慎重考虑，选派中共地下党员朱枫赴台，作为吴石的联络交通，以迅速获取台湾方面的军事情报，同时联络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
朱枫（1905—1950），名谌之，字弥明，浙江宁波人。出生于富裕的渔商家庭的朱枫，青年时期在女子师范读书时，受到进步思想陈修良的影响，参加声援五卅运动。后来她远嫁东北，丈夫于1932年病故。此后，在镇海，她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中。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她开始自觉地参加革命工作，积极组织青年、妇女进行抗日宣传活动，组织歌咏队，演出《保卫卢沟桥》等话剧，震动了镇海县城。1938年，日寇逼近镇海。朱枫与家人离开家乡。她在中共地下党的指引下，先后在金华、武汉、皖南新四军军部、桂林、上海等处，从事文化与贸易工作。
朱枫，中共隐蔽战线杰出的无名英雄
1945年春，她由徐雪寒⑧、史永⑨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在表面上，她仍以女老板的身份在国统区活动，常常出入于国民党上层人物之间，搜集不少重要情报，并成功地掩护多位地下党同志。
1949年朱枫奉地下党指示去香港工作。11月下旬，她接到上海中共华东局的指示，要她立即去台工作。临行前，她给在上海的爱人朱晓光的信中写道：“兄将外出经商，此去将有几月逗留。妹不必惦记，也不必和他人说起。妹如须去别处，请勿为我滞行。这时候，个人的事情暂勿放在心上，有更重要的应先做去。”由于秘密工作的需要，信中的性别是有意颠倒的。
兰沙丹尼轮在大海上颠簸了两天两夜，于1949年11月27日抵达基隆港。随后，朱枫来到目的地台北，入住女婿家——台湾省警务机关家属宿舍，开始了充满危险的工作。对于这样的巧妙安排，当年“负责抓人的谷正文少将”于20世纪90年代向社会公开的“绝密资料”《国防部历年侦破匪叛乱案汇编》中作为经验来总结，指出：“共匪运用女匪干朱谌之与我台省警务处电讯管理所主任王昌诚（王经查明无罪，恢复公职）之至亲关系办理入境证，及寄居王家，以掩护身份进行工作。此种大胆深入之方式，颇切合秘密工作之要求。共匪运用党性坚强、学能优良之女匪干，担任交通联络工作，极易减少外界之注意与达成所负任务。”
第二天一早，女儿和女婿都上班去了。朱枫跟家中带孩子的保姆招呼一声出了门。她坐公交车去了基隆，走进一家叫“三荣行”的南北货店，按照约定的暗号与台湾地下党的最高领导人——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联系。蔡孝乾将远来的客人引进店堂的内室，两人交谈起来。
蔡孝乾，又名蔡乾、蔡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对蔡乾进行过专访，在《红色中国杂记》中以“台湾人”为题描述了蔡孝乾的身世：
蔡乾于1908年出生在台湾（福摩萨）省台中市附近的彰化。他父亲是一家粮店的会计，是三百个福建家族之一的后裔。这些家族当年是同领导反抗满族斗争的“国姓爷”（指郑成功）一起渡海来到台湾的。
蔡乾6岁上小学，学习日语，八年后毕业。他留在彰化的母校教了一年书。1924年，他父亲和台湾中国文化协会各为他筹措了部分路费，送他到上海，就读于上海大学。这所大学1924—1925年间的校长是于右任。
在上海大学，蔡乾学习了社会学，也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1926年12月，他返回台湾，从事中国革命的宣传工作，并在文化协会内部组织了一个左翼团体。早在上海时，他就己经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这时文化协会采用了一个激进的纲领，日本人得悉此事后，便以共产党的罪名逮捕了十位协会领导人，他们全是从大陆上回来的大学生，另外还逮捕了二十名青年。
1927年1月，蔡乾在台河谷⑩被捕入狱。根据他行李中发现的激进的印刷品，他被控犯有共产主义嫌疑罪，因此被判处监禁一年，同年11月获假释出狱。蔡在狱中被关押在一间单人牢房，没有受到虐待，文化协会的人还可以给他送食物。蔡出狱后，在《大众时报》任记者。
1928年4月，日本和台湾的学生在上海建立了一个台湾共产党组织，蔡建立了在台湾的基层组织。在台河谷，日本警察发现了他们的组织，逮捕了领导人。1928年11月，蔡离开台湾前往厦门，在台湾共产党厦门支部工作。同年12月，他去福建省漳州，在石码中学任教。三年之后，他秘密地到了苏区，协助红军做好袭击漳州的准备工作。不久，红军就攻占了漳州。1932年5月，他到达瑞金，在列宁学院任教，教授社会学、土地问题等等。这时，他还兼任反帝同盟的工作，负责同殖民地人民的联络。
在长征期间，蔡在红一军团政治部任政委一职。到陕西后，他又恢复原来的工作，担任反帝同盟——此时改名为反日同盟——的主席。4月，他又兼任西北苏维埃政府的内务部长。
蔡的妻子是台湾人，长征时留在江西；蔡估计她此时已安全转移到了福建。
埃德加·斯诺在介绍之后推测：
蔡乾既精通汉语又精通日语，两种语言驾轻就熟，读和说同样流利。
如果蔡还活着，那么他在台湾的共产党地下工作中，即使不是领袖，也可能是位颇有影响的人物。⑪
埃德加·斯诺的预测有一点是准确的，那就是蔡孝乾确实出任中共在台的最高领导人。但在他整理书稿完成的1953年，蔡孝乾已背叛了自己的信仰，成为出卖组织和同志的可耻叛徒。
抗战胜利后，蔡孝乾接受中共中央派遣，以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的身份返回台湾，发展地下组织。当时“台工委”隶属华中局（后改华东局），蔡孝乾1945年9月自延安出发，三个月后辗转到达江苏淮安，与时任华中局书记的老领导张鼎臣、组织部长曾山见面，商讨赴台事宜，并请调曾在抗大受训的台湾籍干部张志忠等人。是年底，蔡孝乾、张志忠等赴台干部在上海集中，由上海地下党领导人刘晓、张执一等负责，组织他们学习一个月。1946年3月开始，这批同志陆续潜回台湾。同年5月，在台湾正式成立中共台湾省工委，蔡孝乾任书记，陈泽民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张志忠任武装部长，洪幼樵任宣传部长。
蔡孝乾本人于1946年7月进入台湾，隐姓埋名，在基隆港当码头工人，以掩护其身份。离台已18个寒暑的他，对战后初期台湾的政治和社会情况颇为生疏，因此在发展组织方面，侧重联络老台共党员，行动十分谨慎。1947年，台湾人民反蒋抗暴的二二八起义爆发前，“台工委”所召集和新加入的党员仅70余人。二二八起义遭国民党政府的残酷镇压以后，台湾民众对蒋介石独裁政权反人民、反民主的本质有了更深的认识，憎恨与不满情绪也有所增涨。“台工委”在华东局指示下潜赴香港召开工作会议，总结经验教训，拟定新的斗争策略，进一步深入山地农村和城市基层，放手发动群众，也加强了同中共大陆情报部门的联系，积极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为迎接解放台湾而做好各项准备工作。至1948年6月，台湾地下党已发展到400多人，分设30多个地方支部；到1949年年底成员数又迅速扩大到1800余名。
朱枫向蔡孝乾转达了组织的要求，并告诉他：自己住在台北市内的女婿家，大约逗留两个月左右，她所担负的密取重要情报的任务希望能得到“老郑”的帮助，下次见面最好能改在进出更方便的地方进行，因为她是以“母亲”和“外婆”身份来女儿家看外孙的，不能让家人和邻居生疑心。
蔡孝乾同朱枫约定，今后每周三同一时间接头，地点改在台北市内一家叫“建昌行”的联络点内，那里离朱枫的住地不算远走过几条街就能到。
蔡孝乾要了朱枫女儿家的电话号码，他随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刚刚发行的新台币，将电话号码记在那张拾元面值的钞票上。
朱枫带着万景光给吴石的亲笔信，以“陈太太”的身份，走进台北杭州南路一座普通的宅院。她几乎有点怀疑自己走错了地方，因为这里还挂“XX电力公司招待所”的牌子。原来，吴石初到台北时，不仅“国防部”机关还没有随国民党政府从重庆迁来，连军官宿舍也还没有准备好，这里是借给他一家人暂时栖身之所，现在他和夫人、孩子已经搬进大安区的新居，这处老房子尚未退还，便成了一个不容易引起外人注意的秘密联络点。
这是一个冬日的午后，12月初的台北已有些许寒意，门外还下着淅沥沥的小雨。吴石请“陈太太”在会客间坐下，朱枫将“刘老板”托带的短简郑重地交到他手里。
朱枫谈了万景光交代她的事情，吴石点点头，说这次因为住院联络仓促，临时安排这处旧宅，下回要请“陈太太”去新居作客，并同朱枫约定了具体的时间和地点。
一个星期后的周末，下午4点钟光景，朱枫走进位于台北大安区的高尚住宅群落。吴石将朱枫请进书房。
吴石把自己准备好的几份情报文件交给朱枫，这次见面以后，每逢星期六下午4点钟，朱枫都到吴公馆去，将吴石准备好的文件、图表等密件取回。而后，按照预定方案，通过秘密渠道迅速传回大陆。
在台期间，朱枫与吴石秘密会面6次。国民党军事机关及部队主官名册、国民党东南区驻军番号和人员概数，以及飞机、大炮、坦克的数量等人民解放军攻台急需的重要情况，通过吴石传向大陆。
时间过得很快，朱枫完成多项重大任务。1950年初，她已开始做离台返回的准备。由于台湾和大陆之间的航线和邮路均已切断，她经过仔细考虑，给远在上海的同乡好友朱慰庭及其夫君吕逸民写了一封短简，将归期告诉好友。
逸兄、慰姊：
别久颇以为念，遥维阖府康泰为颂！凤将于月内返里一行，约有一周至旬日留。
便望转告小女及晓妹等。
这是朱枫从台湾发出的唯一的一封“家书”，也是至今我们所能看到的烈士留在亲人手中的最后手迹。“简单的便条，要从蒋帮最后巢穴的台湾带出来也不容易，写于1950、1、14，托人带到上海投邮已经是三月四号了”，“谁会想到，那时候她已落入敌人的魔掌！”——朱枫的爱人朱晓光在许多年后整理《朱枫烈士书信集》时，特地在这页信纸的原件旁作了这样特别的加注。
1950年1月下旬，也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朱枫像往常一样在10点钟之前来到“建昌行”。出乎意料，“老郑”没有露面，却接到蔡孝乾留给她的“报警”字条。
朱枫没有能够赶在“月内返里”，向她通风报信、要她火速撤离的“老郑”，却在1950年1月29日的这天晚上，在他从南部返回台北市内的居处时，被埋伏在那里的国民党保密局人员抓获了。但之后在带路指认时乘黑成功脱逃。在他被捕时，公事包里的记事本留下的“吴次长”的记录，成为致命的破绽，使国民党保密局将目标锁定在吴石身上。蔡孝乾的被捕不是偶然的，却与《光明报》事件紧密联系在一起。1949年6月间，在对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乐观估计中，台工委一些成员竟然将机关报《光明报》塞进“行政院长”陈诚办公室以及蒋介石入住的士林官邸，事情惊动了最高当局。蒋介石限负责台湾安全事务的保安副司令彭孟辑一个月内破案，但彭在限定的时间内没能破案，于是蒋介石又交给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办理。时任二处处长的叶翔之研判后认定，能印报纸的地方，一定是学校，而且是中学，非大学。因为大学中保密局眼线密布，一旦出现就会发现。结果，保密局到各中学调查，很快就发现基隆中学的考卷与《光明报》一致。于是，顺着线索追查，12月“台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陈泽民落入敌手，迅速危及“台工委”的高层。
1950年3月9日，蔡孝乾第二次被捕，彻底变节。
由于他的叛变投敌，致使台共的高层干部大部分被国民党“肃清”，台湾左翼分子和左翼机关也纷纷遭逮捕和破坏，包括地下党员在内的被捕人数达1800人之多，造成台湾现代史上的“扑杀红色时代”。
1950年6月1日，蔡孝乾在国民党的安排下在《中央日报》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并在“中央电台”赤裸裸作录音讲话，对仍在台湾活动的地下党人造成严重的打击。他说：“我是蔡孝乾，也就是蔡乾，在中共有20多年的历史，也是中共极少数的台湾高级干部之一。今日中共许多党的老干部，不是我熟悉的朋友，就是我当年共患难生死的同伴……我曾经是苏区时代的中央执行委员，参加过两万五千公里长征，也曾是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内务部长，后来调任第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的敌工部长。抗日战争结束后，我是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书记，党在台湾的实际负责人……4年以来，我们在台湾，工作不能说不努力，对党也没有叛离，中共中央对我们的支持也是热切而有利的。虽然台湾的工作环境十分恶劣。”
同时，蔡孝乾又以台湾人的身份向本省人作另一广播：“最后，我要向台湾同胞，尤其是向尚未自首的中共党员们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组织严峻的集团，对党员的控制，是一贯使用严格的纪律，我在中共党内25年，期间不知受了多少痛苦和折磨，也不知受了多少压迫和欺凌，但是我是没有任何办法反抗的……”
陈泽民被捕后，蔡孝乾意识到形势严峻。他从大陆来的交通员朱谌之的神秘行踪中隐约感觉到另有一个秘密情报系统的存在，就找朱谌之商议，说部分同志身份暴露，需尽快撤回大陆，但国民党对出岛控制极严，没有国民党高官的帮助，很难成行，问朱谌之有没有什么办法。面对紧急情况，朱谌之答应想办法。
还在蔡孝乾第二次被捕前，毛人凤又找叶翔之谈话。毛说，蔡孝乾落网时，公事包里的记事本上有许多名单，其中有一名“吴次长”。根据他的研判，此人便是“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吴石出身保定军官学校，与陈诚算是前后期同学，另外，与参谋总长周至柔的关系也不错。当日午夜，保密局即派员抵台北新生南路对吴石宅进行搜查。
要说中共历史上的大叛徒，蔡孝乾应当算做重要的一个了。由于蔡孝乾供出所有组织成员以及前参谋本部作战次长吴石中将的潜伏身份，戴罪立功，在叶翔之亲自向蒋介石力保下，不但留住性命，还晋升为国民党中央国防部保密局设计委员会委员，及国防部情报局匪情研究室少将副主任。他的《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1970年被译成多国文字，1968年以来他以江西苏区回忆及红军长征回忆为主题写了多篇文章，并著有《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台湾》等。1982年死于台北，终年74岁。
叛徒的日子并不自由。很长一段时间内，毛人凤不让蔡、陈、洪在保密局内办公，而是另外安排地点并严加警卫，以防中共地下人员对他们施以报复。这三个投敌分子却不以为然，抗议说：“我们都投降了，还监视我们干什么？”当局虽经解释也不管用。为安抚他们只好撤下警卫，给每人配两条德国大狼狗。据说，当时台湾经济紧张，这些狼狗天天要吃肉，每月所耗相当于一位少校的薪水。
朱枫接到蔡孝乾留给她的“报警”字条后，立即去吴公馆找吴石。
她告诉吴石，大陆家中有事情，打算尽快离台。由于基隆港船已停开，她走海路的计划不能实现了，听女婿说台北和舟山之间有军用飞机往来，那里离大陆很近，她想走这条线，请吴次长帮忙。
吴石回答说，空军方面熟人是有的，也许能用得上。
这件事后来吴石交代给他的老部下聂曦办理。
1950年2月4日，朱谌之在吴石的协助下搭乘空军飞机飞往当时仍为国民党控制的浙江定海，并正欲搭船前往已经解放的上海。
虽说蔡孝乾交代朱枫的电话号码“迟”了几天，打电话到阿菊家时扑了“空”，但敌人终于知道了大陆有派来女干部。之后，敌人侦察出朱枫的去向，把目标锁定在定海。顷刻之间，一道缉查和追捕“在逃女匪谍朱谌之”的密令送至定海县城内的警备司令部，所有的交通关卡都被严密地控制起来。一张铺天盖地的罗网在这座本来就不大的船形岛屿上撒下。
向她张开的“厄运之网”，一天一天在收紧。1950年2月18号，旧历正月初二，一个朔风怒号、寒流袭来的早晨，隐蔽了两个星期的朱枫被捕了，当即被解至定海县城里的看守所严密关押起来。羁押定海看守所之后，她料到台北方面一定出了问题，否则不会到舟山来抓她。2月26日深夜，这位忠贞的女共产党员用牙咬、用手掰，把金锁片和金链条分开，手镯折为两段，塞进自己的口中，试图吞金了结自己的生命，以自己的牺牲保全组织。《国防部历年侦破匪叛乱案汇编》对此有这样的议论：“朱匪于被捕瞬间吞金企图自杀，证明其对应付事变，早做准备；匪干（指朱谌之）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之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法之处……”
朱枫自杀未遂，被看守发觉。就在这时，台北方面也在催促着“要人‘，一架飞机将生死未卜的“重犯”从定海押送回台北，送进医院。实施抢救后，身体虚弱的朱枫受到严酷的审讯。
国民党保密局在“吴石案”档案的“综合检讨”中，对华东局派遣与吴石联络的朱谌之颇多解析，反映出国民党眼中所见的朱谌之。检讨说：“……（二）共匪运用女匪干朱谌之，与我台省警务处电讯管理所主任王昌诚（王经查明无罪恢复公职）之至亲关系办理入境证，及寄居王家，以掩护身份进行工作，此种大胆深入之方式，颇切合秘密工作之要求。（三）共匪运用党性坚强，学能优良之女匪干，担任交通联络工作，极易减少外界之注意与达成所负任务……（五）朱匪因与匪台湾省工会书记蔡孝乾及女匪干严秀峰联络，暴露身份，致遭失败，影响匪帮之‘策反’即搜集情报工作甚大，而致此之由，实缘发生‘横的联系’，所构成之严重错误。”
同时，经侦讯，国民党保密局于2月28日将吴石太太请去。就在吴石太太被捕的第二天晚上，特务们再次敲开吴家的大门。
听到勤务兵的通报后，身穿睡衣的吴石从卧室里走出来。不速之客已站在会客室里。鉴于吴石的官阶，为首者颇有礼貌地说：
“吴次长，这么晚来打扰您，是因为您太太的事，上峰说还必须请吴次长亲自去一趟才能够解决。”
这是意料中的事，吴石坐在沙发上没有多考虑，便站起身来：“好，我这就去。”
说过就回房间换衣，穿上一套草绿色的军便服，然后招呼隔壁的女儿，小声地要告诉她什么。这时候从会客室一直盯到卧室里来的两个特务，连忙上前干涉，要他有话要公开说，不能耳语。吴石很不高兴地挣脱两个家伙的纠缠，走回会客室坐下：
“我不去了，你们能将我怎么样？”
刚才站在客厅里说话的那个领头的，又软中带硬地回答说：
“这是我们的公务，请吴次长见谅。要是不去的话，上峰有命令，我们可以采取任何必要的方法完成任务。”
他说完这话就掉头出门，一辆黑色轿车早已停靠在门外。另外两个特务随即紧挨着吴石，摆出一副挟持的架势。这时，女儿从卧室里冲出来，一把拉住爸爸，大声号哭起来。吴石强压着自己激动的情绪，慈爱地摸着女儿的头，安慰她说：
“别怕，爸爸去了，妈妈就会回来的。你在家里带好弟弟，好好念书啊！”
留下身后女儿呜呜的哭泣，吴石跟着那两人坐进黑色轿车的后座，车门关上，迅速开走。
这时那特务头目又带人回到内室和书房，进行了仔细搜查。之后，保密局派人在吴宅监住一周。吴石所有的书籍、文件、印章都被收走。令保密局人员大为不解的是，堂堂的一个中将，除了字帖、古籍，还是字帖、古籍，穷酸到没有多少积蓄，搜遍屋子只有黄金10两。搜查人员嘴里嘀咕：“这清官真不值得。”或许良心发现，这个特务对其子女说：“算了，这些黄金就给你们好好过日子吧！”姐弟俩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着实惊吓不少。但他们坚信父母是无辜的，认为这一定是抓错了。——明天，最迟后天父母又会回家。他们等到的是，一周后，双双被赶出家门。就在这个时候，同族吴荫先不顾受牵连，伸出援助之手，暂时收留了这对无依无靠的姐弟，总算解了燃眉之急。从此，姐弟二人再没有踏进他们所熟悉的家，一直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