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秋天，经过几个月焦急的等待，吴石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盼到了军部的通知。虽说只是一纸公文，却是开启他人生的一扇门窗，他要入学了。他兴奋地北上湖北，来到武汉，如愿以偿地进入武昌预备军校。军校生活在一般人看来艰苦有加，但对于一直过紧巴巴日子的吴石来说，衣食无忧，不啻是进了天堂。衣服由学校当局发给，吃的是四菜一汤，每月还享有两元津贴。有了津贴，购买信纸、书籍和牙粉等日常生活用品也不用发愁了。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吴石觉得自己如同进入一个享用的世界，不愁吃，不愁穿，伸手要做的事只有学习功课。吴石心里有了明确的目标——要学出样子来，做一个真正保卫国家的军人。于是，一头扎进书堆里，如饥似渴地学习；一丝不苟投入军训，力求完美地完成每一个动作。每天清晨4时30分，他在沉沉的黑幕中起床，稍后就出现在操场上。在两年的学习中，几乎没有间断过。
时局处于动荡之中。吴石不仅关心学习、用心领悟，而且也和人们一样关注着时局的变化。
校园并不是一方与世隔绝的净土，时局变化的点点滴滴像风一样吹进校园。有预谋的宋教仁被刺案很快成为这些爱国学子议论的“热点”。
1913年3月20日晚10点45分，奉袁世凯电召北上的宋教仁在上海北站检票口突遭枪击，22日凌晨不治身亡。宋教仁(1882—1913)，字遇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宋教仁只活了32岁，但在辛亥一代革命党人中，毫无疑问他是一颗巨星。少年时他在湖北读书时就参与组织华兴会，失败后亡命日本，他亲赴辽东，运动“马贼”，策划武力革命，最后武昌起义也与他组织中部同盟会，推行“上中下三策”之“中策”关系最大。他提出的上策是中央革命，联络北方军队，以东北为后援，一举占领北京，号令全国；中策是长江流域各省同时起事，设立政府，然后北伐；下策为边境革命，或云南、或两广、或东北，在国外设立秘密机关，先占据边隅之地，徐图进取。在辛亥革命到来的前夜，他在上海主持《民立报》笔政，以“渔父”等笔名发表大量光焰逼人之文，内政外交、经济文化无所不谈，笔锋犀利，学识远大，为世人钦服。他之所以高出同时代的许多人物，是他的宪政思想和实践这种思想的努力。宋教仁东渡日本时只有20来岁，在那里接受了西方的民主思想，形成系统的宪政观念。据他1906年的日记记载，仅这一年他翻译的著作就有《日本宪法》、《英国制度要览》、《德国官制》、《普鲁士王国官制》等10来种。1912年冬天到1913年初春举行的国会两院选举中，他以代理理事长名义领导的国民党获得压倒性胜利。宋教仁从长沙到武汉，沿长江东下，从安徽到上海，再到杭州、南京，一路上到处发表演说，批评袁世凯政府，阐述自己的宪政理想，言论风采，倾动一时。他在演讲中多次讲到要“先定宪法，后举总统”，这和袁世凯“先选总统”的主张针锋相对，成为当时报纸热议的话题。宪法之争，成为宋教仁被暗杀的重要诱因之一。因此，就在他动身北上时，上海火车站的黑枪击中了他，中国民主宪政的先驱撒手而去。孙中山挽宋教仁联：“作公民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①接下来案件的破获，竟出乎意料地顺利。宋教仁不治身亡的下一日（3月23日），英公共租界巡捕房根据密报，在一妓院中将涉嫌的会党头目应夔丞抓获，并立即搜查应家。在应家发现有一人神色慌张，遂带回审讯，这位自称叫张福铭精于枪击的人最终供出真名为武士英，而他正是杀害宋教仁的真凶。应夔丞被捕后，法捕房总巡率人至应宅进行数次搜查，起获了大量公文，才发现应的背后指使人，竟然出自北京国务院内务部的秘书洪述祖，而洪又受命于国务总理赵秉钧。真相大白于天下，幕后黑手竟然是袁世凯身边的亲信，这使袁世凯一下子置于千夫所指的境地。吴石对宋教仁十分崇拜，特别是对他的宪政思想感兴趣，关注报纸上的宪法之争。随着事件的水落石出，吴石由悲愤转而气愤，为民主之死而心痛，约福建籍的同学一同回福建参加倒袁运动。这时，海上交通临时断绝，原定的行程只能取消，吴石这次弃学另寻革命出路的抉择成为昙花一现。
同年7月，李烈钧在江西开展反袁运动，宣布独立，但双方实力悬殊，袁世凯的军队装备优良，训练有素，声名远播的反袁运动不多久就转入低潮。校中一位名叫雷英的江西籍同学秘密赴九江参加起义，因起义失败被捕，惨遭杀害。吴石得知这一消息后，异常悲愤，将军校严禁参与带政治性活动的规定抛在脑后，含泪写了挽联，秘密设立灵堂，召集一批来自福建、江西的同学一起进行悼念，祭后将挽联火化。挽联虽在熊熊的烈焰中成为灰烬，但已化作吴石与同学心中追求民主的信念，大家发誓要为雷英同学报仇，为保卫共和付出自己的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