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12月，袁世凯盗用“民意”，帝制自为，并宣布翌年元旦“登基”，称“中华帝国皇帝”，改元“洪宪”。
消息传到保定军校，学生们都发问：革命不是成功了么？大总统怎么忽然做起皇帝来了？
在保定军校招收的历期学生中，当数这一期学生最具革命品格，参加过上海学生军，曾经接受过辛亥革命的洗礼；随后被编入陆军部入伍生团，担任南京总统府警卫，成为孙中山先生的亲兵；当年为入伍生团合并到保定军校一事，曾经大闹过一次学潮。现在，袁氏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称帝，极大地刺激了这批青年军人，大家异常愤怒，革命情绪在潜滋暗长，革命氛围正在迅速集聚，闹事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火种终于燃起。那个时候，全北京的报纸都受到袁世凯的严密封锁，或噤若寒蝉，缄默无声；或歌功颂德，鼓吹帝制。从公开的渠道，学生们听不到一点伸张正义的声音，也看不到一点专制幕后的真相，结果，只有一家日本间谍机关主办的《顺天时报》，不知出于什么动机，不肯对袁世凯加以奉承，公开反对帝制。自然，《顺天时报》成了最受军校学生欢迎的报纸。据此，学校当局不得不下令禁看。不过，禁看的结果，只是助长了偷看的风气；而偷看的过程，难免有百密一疏的时候。终于有一天，一个叫做方其道（一说范培科）的浙江籍学生在厕所内偷看《顺天时报》被学校当局当场抓住。效忠袁世凯的校长王汝贤便召集全体学员，宣称“有罪”，喝令杖责军棍40板，以儆效尤。王汝贤的专横，激怒了全体学生，“啊！那还了得！”革命已经成功，居然还有这等专制暴虐的恶迹出现，真正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学生们一个个像疯了一样，喊叫着冲出宿舍，拿起砖头砸窗子，砸校本部；看到校长的相片，撕碎之后，觉得还未解恨，再扔到茅厕里，给他一个遗臭万年。大家尽情辱骂，发泄压抑在心中多时的怨气。
一座平静的军校，瞬间变成了暴动的大本营。王汝贤看到局面已到了无法控制亦无法收拾的境地，只得暗中请调保定驻军，将学校包围起来，再以上课为名，把学生骗上教堂，一声令下，把连上的枪支全都收缴了。
手无寸铁的学生自然不是对手。不过，这件事更激起了学生的反袁思潮，不少人趁放清明假之机到各省去参加支援活动，并滞留当地，迟迟不回校。吴石作为学校的优等生，事先受到警告不准请假，他就留在学校，给南方的同学当联络员，报告校方的动态和时局的变化，同校外的同学随时保持联系。
1916年3月22日，迫于压力，袁世凯发布申令，撤销承认帝位案，只当了83天的短命皇帝就草草收场。身处中南海的袁世凯已经看到四周熊熊的火焰了，也感受到众叛亲离。叛变他的，还有他的身体——身上的尿毒症越来越严重。袁世凯让人拟定了一份《帝制始末案》，诉说着帝制的前因后果，表明自己是如何被“民意”一步步控制、身不由己同意恢复帝制的。这时，吴石只得两眼盯着天花板，关注天空的云卷云舒。1916年6月6日，一个惊人的消息传遍北京城：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死于尿毒症。这个消息也很快传到保定。吴石得知袁世凯病死，马上想到远在南方的同学，于是拿起纸笔，奋笔疾书：袁世凯病死，可返校上课。一时，数十封报信信件从保定邮往中国的南方。吴石的想法太单纯了，他以为袁世凯一走，世界就太平了。之后的政局之变，让年轻的吴石“雾里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