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离开大陆前，不仅设法保住福州这座千年古城免遭战火的洗劫，也巧妙设“计”留下一批极有价值的秘密档案。
1948年秋，摇摇欲坠的国民党政权机关分水陆、陆路向台湾、广州撤退。此时，“国防部”参谋总长陈诚打算将“国防部”史政局所保存的一批军事机要档案直接撤运台北。吴石得知后就盘算如何截留下来，想出一条锦囊妙计。他向陈诚提出：“暂移福州。进则返京容易，退则转台便捷。”他这一巧妙的折中建议理由实在，外人是看不出名堂的，很快被采纳。1948年12月下旬，“国防部史政局”专门组成遣送小组，自南京押运机要档案500余箱，以军用专列先送上海，再由联勤总部征用的“东南”号海轮转载南下。1949年元旦，这批机要档案运抵福州马尾港，租用民船盘驳到福州台江码头，继以货车、肩抬接运至于山，保存在戚公祠大殿内。为确保安全，全副武装的警卫日夜守护于殿门内外。转眼到了5月，解放军百万雄师挥戈南下，当局电促其将存榕档案速运台湾。这时，吴石心里正盘算如何将机要档案留给即将到来的新中国，以“军运紧，调船难”为借口，以百余箱参考资料、军事图书权充绝密档案，列为第一批，派小组中的两名外省籍组员率警卫先行押运去台。事后证明：这种颠倒绝密与非绝密两类档案、资料发运顺序的做法，的确有效拖延了时间。在第一批档案启运后半个月左右，解放军以破竹之势越浙、赣直逼闽北。为防范焚毁，6月上旬的一天，吴石下令将全部绝密档案转移到仓前山麦园路福建省研究院⑰书库藏匿。当时，他即密谕绥靖公署第四处少将处长傅为翘，派军车、士兵经彻夜抢运，于翌晨黎明前完成，并向好友、研究院院长黄觉民⑱作了交代。吴石携家眷赴台前，召集部下作了简明而严肃的面示：须尽职留榕，保护档案，一切按黄觉民院长意图办事。据说，吴石在台湾回答丢失“末次资料”的诘问是：“飞机太小了，放不下。”
那么，这些机要档案包含什么内容？有哪些价值？
几个世纪以来，日本一直是对中国最有兴趣的国家，明治晚期政府官员后藤新平曾经说过，在引进重大的改革之前，有必要对社会制度进行彻底的研究，从而把殖民统治的费用和困难减少到最小。1907年，后藤新平成为“南满铁路株式会社”董事长之后，邀请了民法专家冈松三太郎对辽东和南满铁路南段的一些县进行调查，这一传统被日本其他的情报机构继承下来。稍迟几年，北京东城栖凤楼七号，一个日本驻华情报机构“末次研究所”开始运作，负责人是末次政太郎。“末次研究所”的成果是被简称为“末次资料”的《日本“末次研究所”剪报资料》，它的主要来源是自1912—1940年7月这段时间内的中文、英文及日文报纸，总计有50多种报纸。这部资料共有755辑，15万多篇，约2.2亿字。这些报纸立场各不相同，因此，其资料具有较丰富的历史现场感。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国防部缴获此部资料，认定其极有价值，又组织人员续编了两年。因此，该资料基本覆盖中国近代史的全部时段。
这批资料被吴石截留到福州后，曾引起时任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章振乾和历史学家傅衣凌的关注。章振乾在一篇回忆中写道：“1949年3、4月间，当时我和文史组组长傅衣凌、政治组组长管长墉先生得知，吴石从南京运来从日本军方缴获的重要军政资料一批，有意争取把最有价值的留下。吴石的态度相当明朗。经过商量，吴石同意将《末次情报资料》以寄存的名义交给我们保管。”这段回忆表明吴石在截留《末次情报资料》确实发挥实际作为。
这批资料随后移藏厦门大学。20世纪60年代，由于“深挖洞、广积粮”，“末次资料”和另外的重要资料一度移至福建长汀县。“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文革小组”曾下令封存“末次资料”。
“末次资料”在厦大图书馆一放就是40来年。几代学者都极为珍视，除了傅衣凌外，《资本论》的译者、著名经济学家、前厦大校长王亚南也将之视为宝物。1984年，“末次资料”被专家鉴定为孤本珍贵文献；1985年，美国俄亥俄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华伟博士愿花一万美元复制一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多位研究者专门来厦门大学使用过“末次资料”。直到1993年，华东地区高校图书馆馆长会议召开时，当时的厦大图书馆负责人带领会议代表参观“末次资料”。杭州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智仁极为动情，开始为“末次资料”的影印出版奔走，后得到老先生季啸风与沈友益的积极回应，他们铁定了心为这部书找钱、找出版者。最后，由厦门大学图书馆、杭州大学图书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东亚古籍研究所合力于1997年8月影印出版“末次资料”，书名定为《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副标题为“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前后历时4年。
“末次资料”的专题内容极为丰富，除中日关系上的大事无一不包外，一些选题也极其具体细致，如：《招商局工作》、《罢工问题》、《治外法权问题》、《鸦片》、《排外与人民反基督教活动》、《满洲驱逐朝鲜人事件》、《通化大刀会暴动事件》、《天灾与救济》、《银问题》、《中国黄河历代变迁史》等等。重要事件的资料最为全面，如《中日事变》（即《卢沟桥事变》）这个专题，年限为1937年6月至1940年7月共3年1个月，搜集的资料多达107辑，条目有21000多篇，3200多万字。日本的侵略进入高潮时，也正是它的情报机构加大马力的时候。上海老报人丁之翔在“文化大革命”后期见到“末次资料”时认为，从报业史的角度来研究“末次资料”也极有价值。
“末次研究所”关注的报纸包含了当时中国出版的和海外输入的绝大部分。“末次研究所”对资料的态度是，既有日本方面的宣传报道，也有世界各国及中国的立场和对策，绝不回避敌对观点报道。在中日战争中，既有日军谈判代表寺平大尉从宛平城墙吊下的照片，也有中国军队在龙王庙坚守的照片；既有“陇海线上南北的皇军历史性握手”的报道，也有“伪热河青龙县接收迁安县第四警官分所，强迫警官穿着伪警制服，警官刘振楼痛哭不从，被押去服役”这样中国男儿动人的场面……有些史料今天看来弥足珍贵。如《西安事变》专题中，《冀东报》1937年1月6日报道：“本报南京专电，顷此间接奉此密电，蒋腰部伤势溃烂，痛楚不堪，五日晨九时，由总医院施行手术，痛略止。定七日再行手术。惟关于蒋氏受伤后施行手术等情形，禁各通讯社发稿，以免宁府内部发生枝节。”21日《冀东报》又载：“蒋介石腿部枪伤割治已痊可，惟腰部之弹壳尚未取出。蒋以气力不足，拟春暖再行手术。步履已不需左右扶持，惟精神欠佳。”
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对“末次资料”的价值有着一段精要的评价：“这两套剪报资料，虽然都是剪自报纸，然而这样齐全，在当今国内，恐已难以找到。剪报的这一段时间，正是我国的多事之秋，危难深重之际。这一段历史实在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而要研究这一段历史，则这两组剪报资料实在是万不可缺的。”
1949年8月14日，吴石接到“总统府侍从室”从台湾发来赴台的电谕。行前，他召其亲信部下到家中，语重心长地说：“南运的绝密资料关系重大，应妥善保管，不得有任何闪失，就留待福州解放时呈献人民解放军。”福州刚一解放，亲信部下柯玉锜、郑葆生、王强3人遵照老长官临行前的嘱咐，与黄觉民⑱一起，自动列册将南运的绝密资料呈献福州市军管会，了却老长官的心愿，自己也从此走上新生的道路。
如今，厦门大学图书馆成为“末次资料”的最后归宿。2008年10月，我走进厦门大学图书馆的最顶层，“末次资料”出现在我的眼前。它占据高2米左右，长6米左右的两大书架，纸质已呈黑黄。翻阅之后，浑身掉满纸屑，旧报纸的焦糊味弥漫在身边。保护好这批珍贵的“末次资料”，需要更多有识之士的努力。令人兴奋的是，2009年，广西师大出版社以独特的眼光又续写一段出版传奇，从此前出版的《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中辑出“密档中的历史”系列丛书，丛书按专题选辑出《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外交风云》、《西安事变》、《卢沟桥事变》4种，使吴石冒险保留下的秘
密档案再次重见天日，更使读者有幸体察现代史中关于日本侵华事件的当时叙述。
1949年8月16日吴石乘机离榕飞赴台湾。别了，福州！吴石这一去再没有归来。
8月16日，离福州解放仅差一日。
【注释】
①《中央日报》1948年6月20日。
②《洪水行》全文为：“家居理旧书约十数万卷，聊以娱老。大水骤至，涨至丈余。合家聚一廊隙，予则盘坐柴盆中，饿两日，不粒食，被救及出，至王耐轩家。足弱连跌，遂病多日，始归吾庐。数十年不被水，此次殊出意外，病粗愈，书此纪之。
吾州迩海水恒通，西北洪流胥向东。一桥横亘如长虹，水来无阻奔大江。何人拆桥务宽阔，以便驰驱装广䡾蛟飞鼍怒势莫当，不信桥门受郁遏。水流入市成洪涛，遍淹民庐丈许高。吾衰弯身木盆里，两日得船从遁逃。才近高原躬始直，耄年久饿孱无力。支床欲起忽踣地，病困呻吟难转侧。主人热灶炊黄梁，十步之外闻饭香。充饥无禁恣饮啜，少饫已转孱为康。旬朝试步笑至衽，乘箯归来幸宁寝。墙倾壁圮且徐计，买鱼饫餐还欹枕。”
③施泰祯（1893—1960），福建闽侯人。为吴石保定军校同学，曾任福州警署署长，后经商。福州解放前夕，与吴石一起去台湾开展策反。因“吴石案”牵连入狱，经保释出狱，1960年病逝于台湾。
④杨庆琛（1873—1867），原名际春，字廷之，号雪椒，晚号绛雪老人，福建侯官人。嘉庆二十五年（1820）进士，历任刑部郎中、按擦使、布政司，署巡抚，兼署学政。
⑤何维澄（1905—1986），字敦诚。何振岱的第四子，吴石的副官。随吴石赴台，受“吴石案”牵连入狱，晚年保释在家，病逝于台北。
⑥城工部事件。城工部是中国共产党闽浙赣区党委城市工作部的简称，前身是中共闽江工委。1947年8月，城工部负责干部因筹款违反秘密工作原则，致使城工部副部长孟起被捕。1947年年底至1948年年初，恰好各地相继发生几起党的组织受到破坏或领导人被害的事件，事情真相一时难以查清，加之区党委领导受到“左”的影响及其他原因，夸大敌特力量，怀疑自己的组织有问题。1948年3月，区党委成立审查委员会，对城工部大批成员进行审查，依据逼供得到的“口供”材料，草率认定城工部成为国民党控制的“红旗特务组织”，为此，错杀了一大批城工部骨干。“城工部事件”给闽浙赣区党组织和城市工作造成重大的损失，是福建革命斗争史上一次惨痛的教训。
⑦林亨元：《在福州开展上层统战工作的一些情况》，《福州党史资料》1985年第4期。
⑧李克农（1899—1962），安徽巢湖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党隐蔽战线上的传奇人物。与胡底、钱壮飞一起，称为龙潭“三杰。”
⑨蔡训忠（1901—1964），别名泳玉、奋中，福建晋江籍福州人。1948年4月由林亨元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长期进行隐蔽战线工作。福州解放后，因工作需要，中共特别党员身份不能公开，政治上蒙受委屈。1956年任福州市政协委员。1964年12月病逝。
丁日初（1917—2001），福建邵武人。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起从事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1948年年底其组织关系转到中央社会部，从事统战工作。解放后在上海市科学院工作。
王仰前，又名王绍堂。他根据蔡训忠的安排，竞选出任伪台江区区长。1950年“肃反”中被误杀。
⑩叶可钰（1899—1980），福建福州人。1915年4月入福州马尾海军制造学校。毕业后在国民党海军任职。1928—1932年，赴日本横须贺海校留学。1949年8月，由谢筱迺、姜平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第七舰队副司令员、海军舟山基地副司令员等职。
⑪⑫《李克农——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开诚著，中国友谊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第345页。
⑬2003年8月采访吴韶成记录。
⑭谢筱迺情报小组成员有：谢筱迺、蔡训忠、丁日初、周伯苍、林铿修、叶可钰、姜平、叶贤友、吴石等。该小组通过多种方式，先后建立重要工作关系40多人。1983年5月28日，《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办公会议纪要》指出：“原中央社会部在福建工作的同志和起义人员在特殊的环境下，为我党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⑮李以劻文，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1980年11月。
⑯刊《福建时报》1949年8月15日。
⑰福建省研究院之由来：1939年4月，福建省政府创设研计所于厦门大学。翌年秋，因抗战之关系，迁所于永安。是年冬，改所为院，与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三足鼎立。抗战胜利后，由省政府呈准行政院，将仓前山德国驻福州领事馆及德商谦信洋行经理住宅作为该院永久院址。
⑱黄觉民（1896—1956），福建闽侯人。教育心理学专家。解放后，兼任福建省教育厅副厅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