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罗则维兹研究战争之本质，得如次之结论：
战争乃应乎实况而变化其性质如“卡麦勒温”（注一），从其现象及内容之倾向观之，乃一个奇怪的三面体也。即一面具有猛威，憎恶、及敌对感情等之盲目的本能；一面为公算、与偶然相错杂之赌博，与自由精神之作业；他之一面，每具有政略器械从属的性质，而为纯粹智的作业。此三面中第一面，以存于国民者为主；第二面以属于将帅及军队者为主；第三面以存于政府者为主。抑战时热烈之国民感情，战前原已存在于各国民间，其在公算与偶然相错综中，勇气与才能活跃之范围，实为将帅与军队之特性，至于政略目的，全在政府之掌握中云。
克氏又谓：
上述之三倾向，有如国家立法之不同，斯三者，实于战争之本质有甚深之根底，可大可小，变易无定。若创立学说者，对此三者之一置诸度外，或于三者之间，固执一偏，则其学说，即反乎现实，而无所用。故其关键在其理论于此三倾向之间，能如浮游于三个重心间之物体，不偏颇于一方，而占正中之地位乃可。
以上即克罗则维兹兵学建设态度之一斑。彼更申言：
理论若局促于绝对的断案，与原则之域内，自以为满足，与乎在不确实之世界，而无应用之途，则此理论归于无用。理论尤宜顾虑人间性，如勇气、放胆、固无论矣；即暴虎冯河，亦有存在之理由。力学必须用具有生气之精神力，以讲求之者，一方存有不确实，他方则须抱勇气与自信以补其缺。盖不确实之范围愈大，则勇气与自信活跃之范围亦愈扩大也。
故勇气与自信，乃战争不可缺之要素，一切法则，造基于使此种要素得以自由活跃者，是乃理论之任务。克氏对兵学上之精神力，即智力、勇气、竞思力等之地位，所确定论据，乃对从前形式的兵学，为标罗之数学的战略，卡尔大公之锁钥阵地，及作战线之占领，爵米尼之内线作战等等，予以论驳。克氏主张：战略无一定不变之形式，彼谓：
所以立定有严格形式积极的理论者，不过使任作战者有所据依耳，并非必藉此以达目的也。（中略）形式无论如何广大，总不足以局范天才超逸者流，若勉行之，则不免乖戾而愤事。
克氏又谓：
学理仅足传达高等兵术之思想与见解而已，超此以上，则不可能。何则，原理原未能具解决高深问题之定式，亦无从授以一定不变之方法，故学理仅示凡百事物与其相互关系，其出乎规矩绳墨之外者，则任读者之独断活用。战争当实行时，则一视实行者所具之手段，与天赋之精神力，而参酌学理，定其决心云。
（按）此说即孟子所谓“能示以规矩不能使人巧”；岳武穆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也。
克罗则维兹对战争学理之建立，持上述之态度，且深以学理与实用之间，必须一种媒介物，以是于法则论中，将学理演成为律则、原则、规定、及方法。兹对兵学研究上关系最深之原则，将克氏之见解，述之如次：
原则乃决定行为之法则，未有如律则之决定的意思，虽有如律则之精神及意义，但判断之际，较之律则，更有适用之自由。
是即克氏对原则之解析也。克氏谓原则确定之态度，于某一事态，必对照其矛盾观念——如举其利，则对照其害是也。（注二）决不固执绝对的原则，而使带有相对性；盖彼在陆军大学，亲炙康德派教授凯则换塔之讲授，并服膺黑格尔辩证法，深思而有得也，读支氏书，而不察其辩证法的思考过程，殊无理解之可能，是深宜注意者也。
（注一）“卡麦勒温”非洲所产蜥蜴类爬虫，有时时变色之奇怪。
（注二）例如放胆作战固为必要，但不可不注意周到；兵力集中，固为必要，然兵力分割，有时亦属有利。